文/王力德

鲁迅这老爷子真有点神，文革前三十多年，红军长征还没开始，就已经这样讽刺所谓“革命家”了：“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大砍大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给我的感觉好像鲁迅直到文革时还活着，一切都亲眼所见似的。
凶眼大拳
其实六十年代初已经“左”到如此了，那时动不动全国大游行，支援古巴、巴拿马、伊拉克。一到这节骨眼儿我们几个新大的画手就惨了，头一晚整夜加班，画巨幅宣传画。八张或十六张整纸，满满一面墙，画面总不外乎几颗巨大的外国脑袋，正是鲁迅所谓的“凶眼睛，大拳头”，每颗脑袋都有两米多高。
画样是政宣部拿来的，不知怎么回事，似乎这几个小国的人长的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南部高加索人种，皮肤黝黑发亮，高鼻深目小胡子，头戴贝雷帽，身着迷彩服，恰似一个个儿萨达姆。浓眉拧着，以示对美帝的仇恨，血盆大口张着，以示正在发出120分贝的怒吼，肩胸宽大得不成比例，以示金刚般的伟力，拳头自然更是大得如同又长了一颗脑袋。
在新大众画手中我是理所当然的“第一把刷子”，最大的那幅总是我来画。
我在中学画的画从没超过一本杂志那么大，现在一下子要画一面墙，痛快！我抡圆了胳臂起草稿，用大号脸盆调颜色，用特制的超大号的“革命宣传画专用刷”涂抹，真他娘的痛快！
第二天全校学生上街游行，我等几人补休睡觉，我边睡边想：咱们跟老美隔着太平洋，咱这边千百万人游行呐喊，老美真害怕么？
当然，中国也不总是空喊口号，瞅准了也进口点古巴、伊拉克的货，帮穷哥们儿减轻点美国经济制裁的压力。大概因为中国穷，大宗战略物资进不了，只能进点吃食。于是，在自然灾害的年月，我们就有了品尝洋食品的口福。
记得那几年满大街都是“伊拉克蜜枣”，当时我还没见过咱中国的“金丝蜜枣”，只觉得这洋玩艺儿喉甜喉甜，特解馋。也算是对我们中国人画了画、游了行的一种补偿吧。
后来又是满大街的“古巴糖”，有点像中国的红糖，但更黄更粗，嚼在嘴里像沙子。红糖咱吃过，所以这一对比就显出洋玩艺儿不怎么地道了。
至于巴拿马似乎只有草帽是特色，这种破玩意 中国农民多得是，又没法吃，故免进。
断驴腿
到文革就热闹了，首先漫画打头阵。记得第一幅具有全国影响的漫画叫“百丑图”，连周总理都发了话：“这是一幅反动漫画，打击面太宽！”

这幅画中间是刘少奇坐着“敞蓬轿”（也许是“四川滑竿”，总之为了能露出少奇的形象），而周围抬轿的，鸣锣开道的，打旗摇扇的，舞枪弄棒的，跑腿跟班的，全是所谓“刘邓司令部”的干将，比如邓小平、彭真、刘澜涛、杨尚昆，等等，凑够百人。这幅画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每个人都极像而又极丑，一看就知道是谁，足见这位黑画家的功力。
另一套著名漫画是文艺界的“百丑图”，当时的明星大腕如孙道临、王晓棠、白杨、秦怡等均难逃画网，而且同样是极像而极丑。懂画的人都知道，画漫画的诀窍就在找缺点，然后极力放大。但到了梅兰芳就“没手逗”了，梅先生一丝缺点也找不出来，只好把原本的大眼睛无限放大，双眼皮画得更双，嘴巴无限缩小，结果成了现代日本漫画那种美女，要丑化反倒更漂亮了，真是没法子可想。
那时被画得最多的自然是刘少奇，少奇的特点好找，大鼻子，小眼睛，暴牙，一头白毛，一脸寿斑。画得多了，这几个特点逐渐变成了象征符号，只要简单勾出鼻、眼、牙、毛、斑，就代表少奇了。
那时清华井岗山的小报出了一套长篇连环漫画，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名子好像是《新编西游记》，把孙悟空改造成勇于zaofan的英雄（蒯大富化身），白骨精之类妖魔则是走资派（王光美化身），唐僧是压制zaofan 的学校领导，而猪八戒则是保唐僧，保走资派的“保皇派”，经过斗争，孙悟空胜利，猪八戒失败后变成“消遥派”，记得那一段最有趣，说是八戒在学校“文革小组”那儿领了若干散碎银雨，和全国粮票，扛着九齿钉耙，揣着关防度牒，腾云驾雾往广州方向“chuanlian ”去也。
我那时成天在小报编辑部撰写“战斗檄文”，有天忽然技痒，跟头儿说：咱也来点图文并茂吧，我画几幅漫画。大家都不信：你还会画画？吹吧？

[ 本帖最后由 观海听涛 于 2007-9-20 10:40 编辑 ]

等我画出来之后，一位同仁差点喷出饭来。
画面是：高瘦的少奇同志骑一匹高头大马，披盔甲，执长矛，恰似那位向风车挑战的唐·吉柯德，而宽矮的老邓则骑头矮驴跟随左右，等于那位忠实的仆人桑丘。
同仁笑的倒不是这两位中世纪骑士，而是那根驴后腿，说：
“没想到驴腿还能断了再像断桌腿儿似地绑在一起，而且照样走路，而且一点不疼，真亏你想得出来！哎呀真是笑死我了，哎哟，哎哟，我不行了……”
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笑，因为我和弟弟从小就看《米谷漫画选》，对这类小伎魉背得滚瓜烂熟，用文革的语言说，已经完全“印在脑海里，溶入血液中”了。信手拈来，不过是固定的套路。
比如，凡画驴必得断腿，而且必得用细绳绑在一起，还得是活扣儿，如果四根腿一根都不断那还能叫驴吗？
又比如表现坏人一败涂地，必得头扎绷带，脸贴膏药，断臂打着石膏，断腿撑着拐杖，如果还有一块好肉，那还能叫坏人吗？
我们在用这些套路时，已经见怪不怪，习惯了，麻木了，不过是用这些玩艺儿来逗不熟悉漫画的外行一笑。正像相声演员“抖包袱”，逗得观众前仰后合，自己却不笑，实在是他练了多年，这些固定套路的“包袱”已经不新鲜了，笑神经麻木了。
比如我们画少奇的所谓“黑六论”，总不外这么几种伎魉：
“吃小亏占大便宜论”，则少奇同志在悠闲钓鱼，用小小鱼饵骗来大鱼。
“驯服工具论”，则少奇同志扮做夜贼，正用大号钳子溜门撬锁，挖社会主义墙脚，而那钳子则是人形，代表某位甘当少奇的“驯服工具”的走卒。
“阶级斗争熄灭论”，则免不了少奇同志变做巨形伞状大蘑菇，下面掩盖着形形色色的小毒蘑菇——地富反坏右。
那时我们哪儿知道其实少奇和小平的所谓“反动路线”才真正是救中国的好路线，跟着大伙儿瞎起哄，把伟人丑化的不像样子，直到少奇变成“白发三千丈”死去，想想真是惭愧。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我们那时真有zhangzhixin烈士似的敏锐目光，也活不到今天。
反正我们是谁下台就画谁的漫画。记得林彪倒台前一个月，《人民画报》封面刊出了一张江青摄影作品《孜孜不倦》，大秃脑瓢的林彪正在太阳地儿读“毛著”，侧逆光加上书本的反光，前后一打，层次光感倒挺丰富，却把林彪的缺点暴露无遗。当时我们心里都在嘀咕，江青这张照片是怎么照的？副统帅的形象也弄得实在太恶心了，当然嘴上一个字也不敢露。
林彪一倒，人人都成了“事后诸葛亮”，纷纷自吹：“我那时候就瞧着林彪长得像个奸臣，跟在主席后面屁颠屁颠的，摇着红宝书，一副马屁精的样子，只不过不敢说罢了”。

[ 本帖最后由 观海听涛 于 2007-9-20 10:15 编辑 ]

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搜集林彪的头像，剪下来夹在资料本里，千姿百态的林彪头。我明白，不出三天，整个中国将再也找不到一张林彪形象，到那时就抓瞎了。尽管如此，那本《人民画报》还是被“政治嗅觉敏锐”的快手没收了。
下一步就是研究林彪的特点，以前画正面形象时是找优点，十分困难，这次是找缺点，自然就容易得多。秃头，八点二十的扫帚眉，鹰钩鼻子，瘦脸尖下巴，然后再加以夸张，眉毛更扫，鼻子更钩。
第二天巨幅漫画贴在大街上，贼像，忒像，老像，博得一片喝彩。
后来江青倒台，照例研究特点，到底是三流影星，皮肤白皙，身材高挑，想丑化还真费点劲。当然活人总不会让尿憋死，江青人中略长，那就无限加长，嘴巴略大，那就无限加宽。再加上这位“第一夫人”表现欲太强，总爱弄出点与众不同的“妖俄子”，这就更好办了。比如江青有时在军帽上绑条丝巾，勒在下巴下，打扮成盲流模样；或者戴顶皮帽，把耳扇绑在后脑上，打扮成土匪模样；有时又穿一种自己发明的唐装，上身是古代那种无领衫，下身却是连衣裙，打扮成不知道什么模样，总之怪里怪气，感谢江青为我们画漫画提供了不少方便。

红光亮
文革开始，新疆第一幅领袖巨幅油画出现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是新疆油画权威刘南生的作品。第二天红卫兵的大字报就展开了抨击：
“伟大领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而黑画家竟胆大包天，往领袖脸上涂抹青绿色，难道人脸有绿的吗？我们一定要把黑画家揪出来，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油画为了表现“环境色”“冷暖对比”，往往需要在人脸的暗部搞一点青绿色，现在看来我们熟悉的这些技法今后再不敢用了。
第二天画像就不见了，几天后重新挂出来已面目全非，领袖变成了关公，而且无论亮部暗部都像有红色追光打在脸上似的，叫人没法看。
这种手法正是江青搞样板戏时候所谓的“红光亮”。
当时冒出来许多新词，比如画领袖像得叫“敬绘”，买像得叫“敬请”。我那时奇怪是谁这么聪明，忽然发明出这么多新词儿，多年之后才从侯宝林相声中知道“敬请”之类其实不是什么新发明。相声说：解放前有位老太太买了幅灶王爷的像，一位小伙子问：您这画哪儿买的？老太太连忙拦住：可不敢说“买”，这是神仙，得说“请”。又问：多少钱“请”的？老太太心疼钱，骂上了：妈的就这么个破玩意，八毛！
买领袖像虽然得说“敬请”，但书店并不给白“请”，钱还是要照掏的，只是那价码的数字缩印得无限小，而且得用淡灰色油墨，眼神稍差的不拿放大镜绝对看不见，以表示这是一幅“无价”之宝。
画领袖像的风很快蔓延开来，新大也挂出来一幅巨像，这是一位新大的老画家画的，大概是五十年代的美术老师，技法确实差点儿。
我有点看不过眼，立刻动手，也画了一幅，从此那位老画家便消声匿迹了。
后来新疆画报社的张威老师也参加我们绘画组帮我一起干，张威毕业于中央美院，在新疆也是一流画家，我俩在新大画了一年，我等于上了一年不要钱的美院。

虽然我也尽量把领袖画得“红光亮”，但上面的头儿还嫌不够劲儿，要求再红再亮，我有点不耐烦了：
“咱领袖再红光满面，总不能把皮肤画成红布呀。”
可能一般人不大理解我的烦恼，头儿让画红你就画红呗，又不疼不痒的，何必跟他矫情呢？实际上我们画画的人对色彩比一般人敏感得多，稍过分一点就浑身难受，甚至无法忍受。就跟搞音乐的人听到走调的音一样，也是浑身难受。
但头儿不依不饶，说：
“我刚从北京回来，那边已经直接把“大红”色往脸上涂了，那是北京，知道吗？”
意思是北京的一切都是样板，北京放个屁大概都比外地臭得更标准。的确，那个年代的“革命宣传画”人人脸上都像正在渗出鲜红的血。
有一回我去杨明山老师家玩，杨明山是新疆著名油画家，色彩全国一流，现在旅居澳大利亚，已经是澳国油画泰斗。杨明山是个怪人，俄罗斯二转子，据说当年考上美院后，上了一年就退学了，说：那些老师画得还不如我，我跟他们学什么劲儿？其才气狂傲可见一斑。这种持才傲物的狂士五七年自然跑不了当右派，当了右派之后仍然天天躲在家里画裸体，留一脸大胡子，心中除了艺术之外没有它物，什么右派不右派，去他妈的蛋！只这一点就比我哥哥那种愁眉苦脸的右派强得多。
一进杨明山的家，迎面墙上一幅领袖油画像，那脸色已不只是“红光亮”了，而是“红得发紫”，直接把玫瑰红和紫罗蓝往上抹，我奇怪这位全国一流色彩大师怎么用这么吓人的颜色？
进得里屋才发现大师的真正的色彩作品，一幅他那位俄罗斯二转子爱人的画像，标准的白种人肤色，白而透明，美极了。然后是他儿子的画像，那双蓝色眼睛中似漂着流动的海水。最后是他自己的画像，采用伦勃朗式的调子，人整个处于暗部，只一束光打在半边脸上，显得深邃莫测，从黑暗中射出一束冷峻目光，透出对现实的不满。
从里屋这几幅色彩佳作与外屋那幅色彩玩笑的对比，杨明山的胆量也实在吓人。
一九七二年全国美展是文革以来第一次大型美展，全国各地都要选送作品，我的创作只到省一级展出，各省的精品才拿到全国展出。

我们到北京参观美展，一眼望去仍然是一片“红光亮”，忽然发现有一幅不大的油画前挤满了人，原来是《鲁迅在病中》，呈现一种极美的灰调子，在几百幅“红光亮”中格外抢眼。尤其鲁迅的脸简直是灰中透青，多少年没见过这么真实的肤色了。大家赞叹不已，围着不愿走。
这画家对“红光亮”的反抗真绝了，画得再灰领导也没办法，鲁迅先生在“病中”呀！
直到前不久电视上还说到“红光亮”这事，中国油画权威，中央美院院长靳尚宜说，当时他们也一样，也已经被整得只会画红脸，色彩感觉全被破坏了。改革开放好些几年后，这毛病还改不过来。
“主席司令部六人像”及“英明领袖像”
一年时间，我几乎画遍了领袖的各种姿势，天安门上招手的，大会堂上念稿的，北戴河海边穿大敞的，稻子地里戴草帽的，等等等等，说句大不敬的话，天天画同一张面孔确实有点烦了。恰好那时找到一个画样“主席司令部六人像”，可以让我再换几张新鲜的脸画一画。
哪六人？毛、林、周三人再加上陈伯达、康生、江青，当时的说法似乎是，在中央高层中只有这六人是真正属于“主席司令部”的，而其它人大概都是“刘邓司令部”的，甚至连“周”还算是“右”的代表。后来大名鼎鼎的“左派”张春桥、姚文元当时还是排不上号的小人物。
那时大伙经常抬着领袖像游行，全市四大院校都在争着画大幅领袖像，看谁大过谁。我在四大院校众画手中仍然属“第一把刷子”。既是第一，自然得搞一幅最大的画像。我们用六块２．４米高，１．２米宽的五合板拼起来，有７．２米宽，“司令部六人”正好一人一块五合板。
首先自然要研究这六个人的特点。
毛泽东不用说，已经熟悉得没法再熟悉了。
林彪就遇到了困难，钩鼻扫帚眉，驼背小矮个，形象有碍观瞻。只好给他拔高个头，鼻子不要太钩，眉毛不要太扫，但这么一来又不像了，必须要细心调整到似像非像，似丑非丑的地步，费老劲了。
周恩来众所周知是世界四大美男子之一，浓眉大眼，连刮得铁青的胡碴儿都比别人显得色彩丰富，但太美了又不好画，画不出那气韵风度，只形似而无法神似。最后没办法还得请张威老师给我修改，高级脸必须高级画家才能画出。

陈伯达最好办，首先一顶帽子就遮去了半个头，一副大眼镜又遮去了半张脸，下面剩下宽鼻大嘴短方脸，毫无表情，木头人似的，一画就像。
康生不太好整，虽然也是眼镜，但目光仍然能透过镜片显得高深莫测，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此人是中共历史上整人专家，只看那似笑非笑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他在想什么，这神态最难掌握。好在康生我亲眼见过，六六年冬，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路过乌鲁木齐，我们新大学生半夜冲进贵宾馆，康生没办法，只好从被窝爬出来给我们做了一通报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了六个小时“无产阶级zhuanzheng 下继续革命理论”，正好我坐在第一排，负责录音，看了个清清楚楚，觉得跟老爹的好友，西部歌王洛宾先生有点相似，所以画得还挺像。
江青是六人中唯一的女性，按说能给清一色大老爷们儿的画面来点变化，但此时的江青和男人没什么差别，一身军装，又戴着大眼镜（我忽然发现这六人中戴眼镜的全不是什么好东西，正如他们自己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眼镜下一张大嘴，脸上光光的没什么零碎儿，倒是也挺省事。好在江青身材不错，总算带点女人味。
“六人像”抬出去游行那次我没去，头儿回来兴奋地说：
“咱们的大画一抬出去就把那几个院校全给震了，他们全都自动往后排，让我们的画走在最前面。老九啊，你给咱威虎山立了一大功！我委任你为——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头儿还照了一张照片，我一看，嗬！这幅画几乎和游行队伍一样宽，怪不得把四大院校给“震”了。
待文革结束，我到北京出差，发现满大街都是山西刀削面，到处都唱“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山西人华国锋当政，全国各地都弥漫着山西醋坛子味儿。我就有点气不忿儿，那么当时毛爷爷在世时，大街上怎么见不到湖南红烧肉呢？

[ 本帖最后由 观海听涛 于 2007-9-20 10:39 编辑 ]

当然，对我来说，又轮到画“英明领袖像”了。为了增强油画底纹效果，我整了两条麻袋当画布，至于浪费多少颜料是不必操心的。
首先依然是分析人物特点，“英明领袖”长得立眉立眼，鼓脸高颧，连短发也向上立着，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特点，虽然下巴往后缩，但正面像也看不大出来。还好，不算太难画。
谁知刚画了一半，“英明领袖”已开始就“两个凡是”做检查，我一看风头不对只好停工等待。果然不几日，“英明领袖”板凳还没坐热就下台了，那幅画了一半的麻袋画布自然也只好作废，为国家省了不少颜料。
“毛主席去安源”
1967年中国美术史发生了一件被称为“里程碑”的大事，宝像“毛主席去安源”横空出世。那阵子两报一刊天天头版头条宣传，全国上下到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都在“敬迎宝像”，简直比“喜迎芒果”那回闹腾的还凶。美术这行还从来没被如此重视过。
等我看到那画后，发现技法拙劣，色彩俗侉，不像正规搞油画的人画的，甚至有点像年画。后来一介绍作者刘春华，果然，是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而非中央美院的学生，怪不得像个民间工艺品。
就这么个用油画材料画的年画，怎么成了美术史的里程碑了呢？原来全在政治原因。文革前油画家侯逸民画过一幅《刘少奇在安源》，文革一来，自然要翻这个案。正好工艺美院搞一个画展，“毛主席去安源”是其中的一幅，意思是说，当时领导安源ba工的不是刘少奇，而是毛泽东。
其实在历史上两人都去过安源，毛是先去的，打群众基础，而真正组织ba工的是李立三和刘少奇，功劳三个人都有份，文革前李立三的功劳不见了，文革中刘少奇的功劳又不见了。正如一位外国伟人所说，历史就像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女孩。
这画被江青发现了，于是捧上了天，技法也好，色彩也好，样样都好。江青懂不懂戏剧我们闹不清，但江青懂不懂美术这回我可全清楚了。
新疆这批画家哪一个不比刘春华画得好？但现在没办法，全得临摹这幅“宝像”，甚至连孤傲的杨明山大师也不敢例外，只是边画边骂边摇头。光我自己就画过四五遍，全是给各兄弟单位帮忙。
前几年因为这画又闹了一场风波，已经成了北京某画院院长的刘春华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号下，把这幅画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要了回去，然后一转手以六百万元的价格拍卖了出去，创下了中国现代油画拍卖的最高记录。显然并非这画的技巧多么高，而是当时那个畸形的时代给这幅画赋予了特殊的价值，是一种政治的，历史的，文物的价值。

[ 本帖最后由 观海听涛 于 2007-9-28 10:59 编辑 ]

刘春华这个油画外行，文革中出尽了风头，文革后又捞足了票子，真是名利双收。
颜料的革命
众所周知，无论多鲜艳的颜料，只要在太阳紫外线下暴晒几个月都得退色。为永葆领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就得在颜料上想办法。
不久，“耐晒大红”“耐晒桔黄”等等全面问世，价格自然不菲，但我们用了之后发现“外甥打灯笼——照旧”。那个年代还从没听说过假冒伪劣，中国解放后最早的造假居然造到了伟大领袖脸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后来，又出现了更高级的颜料——佛山银铢，一般颜料都是三四毛一支，而佛山银铢竟两块钱一支，一下贵了五六倍！而且颜料袋上标明“领袖脸部专用色”！我问张威老师这颜料怎么用，谁知连张老师竟也茫然。
没办法，只能自己大着胆子试，当我怀着敬畏的心情（不是敬畏领袖像，而是敬畏两块钱的价格）把佛山银铢抹到领袖脸上时，发现并未产生预期中光芒四射的伟大效果，不过就是普通的朱红色罢了。
后来经过时间的考验，才渐渐发现两块钱没白花，佛山银铢果然耐晒不退色。再想一想也确有道理，它的原料是铢砂，即红色印泥的原料，我们都知道，几千年前的出土字画，所有颜色全变色了，唯独红色印章依然鲜艳如新，可见其保鲜力之强大。而且这又是产自佛山的银铢，就更货真价实了。
这么好的发明革新，不知为什么文革后不见了，可惜。
凡是画过油画的人都知道，在所有颜料中白颜料用量最大，当时我画“主席司令部六人像”时，专有一个下手给我挤白颜料都来不及，我用那种“特号革命宣传专用刷”，一袋白色两刷子就抹光了。当时整个乌鲁木齐竟闹到白色脱销。
后来听说杨明山老师正在自己生产白颜料，忙去取经。杨明山笑了，说：很简单，调色油加硬脂酸在锅中烧化，倒入白广告粉搅拌均匀即可。我一看，又软又滑，比上海生产的还好使。

回去就干，立刻给新大旁边的肥皂厂发一封公函：
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肥皂厂革命造反派战友：
为更好地敬绘伟大领袖宝像，我革命造反兵团急需硬脂酸一块，望革命造反派战友予以大力支援。顺致革命造反敬礼！
后来这技术我一直带到了皮山，在那个边远小县经常颜料不全。于是我把调色油倒进我家铁锅里，找不到硬脂酸，弄了块极硬的肥皂代替也差不多，直烧得满屋满院都是恶臭，颜料生产成功了，我的铁锅也臭得洗不出来了，妻子抱怨了一年。
美术狱
文革美术虽然有趣好玩，但一不注意就可能犯了哪条禁忌，掉入陷阱，永世不得翻身了。清朝有文字狱，照此例文革美术似应叫做“美术狱”。
文革一开始就有一件震惊全国的大案，《中国青年》封底有幅油画，一群农民正在“为革命”抢收麦子。忽然上面宣布：全部收回化为纸浆，据说原因是：在一堆麦穗里藏着反标“蒋介石万岁”！
当时我一看，明显是油画中的笔触嘛，在一堆笔触中，有几根麦穗似乎也能勉强搭配成个“草头”，但再往下就死活看不出来了，我当然不敢这么说，只是暗暗为那位叫“李泽浩”的，肯定已在受刑的画家担心。
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猛，不久就听说有人已经在那堆麦穗中发现五十多条反标了，什么“打倒共党”“反攻大陆”“打倒朱毛”“台湾必胜”……，花样齐全，要啥有啥。后来甚至发展到一百多条反标，别的不说，李画家能把一堆麦穗横竖颠倒搭配成一百多句词语，也算创了世界吉尼斯。
再后来又有新花样：说是“三面红旗倒了两面”，我一看，的确，有两面红旗被风吹得有点斜。
再后还有更绝的：“一条扁担把列宁的头穿了个透”，模糊看去，那只握扁担的拳头还真有点象列宁的秃脑瓢儿。

几年之后，又有著名油画家何孔德的一幅《遵义会议之光》引起骚动，这画什么都画得清楚明白，就是路边有些草，于是有人从草丛中找出一个“猫头”，说是影射了领袖，我一看还真有点像。
“画”这东西是有点怪，你说它像啥，影影唬唬还真有点像。前几年看“心理学”，才知道这种现象叫做什么“知觉的选择性”。
打那儿起，懂得了什么都得画得整整齐齐，横平竖直，不敢歪斜，不敢用乱笔，不敢画草丛、树叶、麦穗……
文革中到上海出差，当画家的舅舅和舅妈告诉我，快去看“黑画展”，有意思得很。我一看尽是名家作品，比如一只公鸡低下头却往上看，这表示“对党充满刻骨仇恨的眼神”，又比如一个泥娃娃戴着戏台上的官帽，这表示“讽刺党的干部腹中空空”，等等。
看完“黑画展”学问又增了，以后甭管画什么，必须简单明确，一目了然，千万不能搞什么“含蓄”，什么“寓意”。
后来又发现光注意简单明确还是不够。母亲那时在二中当美术老师，画了个报头，葵花向太阳，你说多简单多明确多革命啊，但有人立刻挑出了毛病，说“你画的是国民党党徽，说明你还在怀念老蒋”！原来画葵花时，为了画得均匀，葵花正好画成了十二个花瓣儿，恰与国民党党徽的十二角星合上拍。母亲吓坏得赶紧撕了重画。以后我们全家（包括爱画画的哥哥弟弟）都记住了，凡是画放射性物体，全得数着画，或十一个瓣，或十三个瓣，千万要避开“十二”这个不吉祥的数。
但有时候数对了数还不行，比如我的画友兼同学夏老夫子画了一幅文革漫画，意思好像是“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吧，他把“坏蛋”的“阎王殿”画成一个城门楼子，立刻就遭到了大字报攻击，硬说那城门楼子是“天安门”，是“诬蔑党中央”。其实天安门是两层门楼，五个城门洞，而他画的是三层门楼，三个城门洞，故意避开天安门的数目。没想到乌鲁木齐穷乡辟壤，化外之地，城里城外都没有城门楼子，人们少见多怪，只要见到城门楼子一律呼为“天安门”，不管你几层门楼，几个洞子。

甚至有次说到北京的一个什么单位，我说那单位就在“地安门”，少见多怪的乌鲁木齐人立刻警惕起来，质问：胡说八道！只有天安门，哪里有什么“地安门”？你这不是唱反调吗？
还有更好玩的，我的画友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说是作风恶劣，流氓成性。原因是在他家里发现了以前在美院上学时的作业——裸体画，批判者说：“那些女人能让你光着屁股画，肯定你们搞了关系嘛，而且什么样子的女人都有，看来还搞了不少啊”。这种推理在一般老百姓（包括领导干部）那里可以说百分之百成立，如果你硬说一个都没搞过他倒认为你可能有病。
幸运的是，在这步步陷阱，处处冷箭的美术狱中，我穿行了十几年，居然一次也没掉进去，而且我是这么黑的“五类”，又这么粗心大意，脑子少根弦。真不知道祖上积了什么阴德，老天竟如此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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