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
我国书法史上，作为东汉时期摩崖书典范的作品当首推《石门颂》，它那丰富而自由的线条风格与结构趣味，是我们最称道的。作为一种全新的隶书范型，它介乎汉碑与汉简风格之间，没有所谓“蚕头雁尾”的装饰性技巧，剩下的只是圆浑、奇肆而又充满含蓄的特点，看似静态的书法特性中蕴涵着变化。线条起伏却丝毫不显其迹，在我国书法史上突显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和技巧价值。
首先，我们对它的环境印象最为深刻，矗立在巍峨而又苍茫的褒斜道旁，刻凿环境非常艰苦，真可谓穷山恶水。可以想象，刻凿者决计是徒隶，不会是文人士大夫，所以从一开始，它就有着某种野性。我想，在这种环境下想产生至善至美的书法追求已是不可能的，当徒隶们悬在崖壁上凿刻时，所谓的美也好，善也好，怕都是被对生命的祈祷而替代了，所以想它与《礼器碑》、《曹全碑》之类的风格类似，也是不现实的。
《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楗尉杨孟文颂》，题额有“故司校尉楗为杨君颂”。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11月刻于陕西城县城东北褒斜石门崖壁上，其文22行，每行30至37字不等，王升撰文，其内容为对杨孟文开凿石门通道功绩的颂扬。清人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字大如《孔宙》、《泰山》、《都尉》、《孔庙》碑铭，而纵横劲拔过之”。清人王昶《金石萃编》记：“石高九尺九寸，广七尺七寸”。有翻刻本。杨守敬《平碑记》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另外，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也称其：“高浑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从《石门颂》的结字上看，其具有疏朗开阔、松宽潇洒的特点，用笔以中锋为之，圆润厚重而舒展，是典型的大篆笔法。从整体风格上看，此碑浑厚奔放、自然天成，疏秀劲挺、高古超逸、趋于博大。正因为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物质载体所囿，故而能充分体现出摩崖书的灵活自如，绝无雕饰之气。如若细品，我们还可以看到，其结字布局的疏密大小，随意致极，且尽显安然之态，畅达率意。不过也正因其所处野外，故少庙堂气，而多山林野逸之妙。以上便是我们临习《石门颂》的认识基础和大体印象。在具体的临摹过程中，因基于自然天成的特点，所以在心态上要比临习具有庙堂之气的《礼器》、《曹全》、《乙瑛》等放松。于是我们还要对其内在的风格进行更为细致的认识。
首先，是对于《石门颂》文字体势的认识。与东汉正体隶书相比，我们更愿意称之为草体隶书，即历史上所谓的草隶。既是草隶，在用笔上就要体现它的随意性与简捷性，在线质的表达上要注意在轻松随意中寓凝重、圆浑，比如“灵”、“定”、“位”、“泽”等字之横画，要厚重、饱满，起收之处藏头护尾，书写时要尽量参进汉简书写时的豪迈开张之态，这样才能在保证线条质感的同时表现出灵动、起伏的内在精神。
其次，在线条，尤其是具体笔画的表达上，要充分把握其个性特点。例如横画与波磔的笔画，就要突显其含蓄内敛的特质，在这些笔画中，我们是很难找到明显的蚕头和雁尾的，这些装饰性因素的减少，必定会加强它的书写性，挥运性特点。

再次，在字势结构的转折出，我们要注意抓住《石门颂》范字的特点，因其在线条与体势的把握上有明显的大篆意味，故而转以圆转为主，而折笔则多体现出隶势的弧折和方折之势，如“灵”、“定”、“为”等字例。另外，在有些转折处还存在着断开却“笔断意连”的线条承接，如“高”字之折等。
最后，在临习的时候还要注意对《石门颂》章法的特点作一全局考察。如松与紧的把握、疏与密的把握等。为了达到圆润、厚重、飘逸的特点，书写时执笔不宜太紧太直，用腕要灵活，尽量体会其势张而锋藏的用笔奥妙。做到这些以后，我们才能说在技巧表达与认识层面上有了一些准备，但这显然还不够。在实际的临习实践中，还缺乏应有的情感体验，因为自己与原作者在心境、态度、目标、修养、阅历、经验方面均有较大的差别。在临摹的时候我们要分阶段来进行，准确临摹时以体会原作者的心情为主，而作分析临摹的时候就要参与己意了，要用自己的理性判断来对其作自己的诠释。如若处于印象或创造性的临摹，我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要更多，更具有理性的严格。这亦即是书法临摹之大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