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亮
简牍是中国古代用竹、木制成的一种书写材料，流行于东周至魏晋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纸被普遍使用后，简牍才被逐渐废弃。古代简牍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官方的各种文书档案、私人信件、各种书籍抄件、历谱，以及专为随葬用的遣册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很珍贵的书法墨迹，对它们的发现和研究，是近代学术界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简牍发现：一次是西汉时在孔子旧宅中发现的古文经书；另一次是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冢竹书的发现，它们对中国经学和古代史的研究都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先后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内蒙古汉代居延遗址发现大批汉晋简牍。建国后，在各地战国秦汉墓葬中也出土了很多简牍，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秦简、甘肃武威汉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出土的数万枚简牍，大多数是两汉各个时期留下的墨书原迹。这些简牍出自西北地区和内陆各省，年代不同，书手不一，风格各异，是研究汉代文字、书体的发展演变，以及时代、地域书风的最直接的资料。尤为重要的是，简牍隶书的大批出上使现代人的艺术视野变得更加广阔，由于能够目睹秦汉时期隶书的真实风貌，从而打破了清以来习隶者局限于两汉碑刻的历史局限，使得隶书一体的创作承袭清以来的碑学传统，日趋活跃。
学习、研究简牍隶书，不能仅仅依靠出版物上放大的图片。要想深入理解汉人真实的精神风貌，不能不从材料和工具上首先对其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

简，是简牍最基本的形式，或称札，用竹或木制成。一般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尺一尺。每简抄一行字，宽度约为0.5-1厘米左右。另外还有一种简，宽约2厘米左右，每简上抄写两行字，这种简称为“两行”。牍是一种比“两行”还要宽的简，有的可宽至6厘米，实际上已成版状，多为木质。觚，是一种多棱形的木棍，有的则直接用树枝刮削而成，断面一般多呈三角形或方形，可多面书写。检是传递文书信札和财物时所用的封检。而褐则是一种短而宽的木牌，多系于薄册或器物之上，题写名称，扰如标签。目前发现的简牍形制，大致可以分为上述五种，当然也有例外。
简牍的材料多就地取材制成。南方多竹简，而北方多用木简。木简中既有杨柳科和松柏科的木材，也有枣木一类极为坚硬的木材，简在书写之前，必须经过修治。木简要将写字的一面打磨光滑；竹简则要经火炙干，使之易于书写，并起到防腐防蠢的作用，
这叫做“杀青”。抄写书籍，多先用丝绳将简编联成册，然后书写。秦汉时，书案低矮，古人一手拿简，一手捉笔，作书迅疾，字小如黍，非有浑厚功底者不能为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简牍尽管大多逸笔草草，实则出手均不平凡。

汉人使用的毛笔也曾有出土。汉代普通用笔制法沿袭战国、秦代，无重大改进。当时笔较小，笔毛用兔毫、狼毫等健毫，弹性较大，不像现代人常用的羊毫长锋那样柔软。甘肃武威磨嘴子49号东汉墓出土的毛笔，笔头的芯及笔锋用黑紫色的毫制作，外覆以黄褐色的毫。使用两种硬度不同的毫制作笔头，则刚柔相济，便于书写。我们看到的《武威礼仪简》，行笔富于提按，波磔，动荡不平，极尽变化，笔法比《居延》、《甘谷》等简都要丰富得多，大概与毛笔有一定的关系。
自从简牍隶书被发现以后，临摹并尝试借鉴用于创作的人很多，如果粗略地归纳，大致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材料、工具古今存在较大差异。如前所述，汉人使用的书写材料多为竹木简牍，书写工具则是健毫或硬毫一类的毛笔，笔头短小，中腹较实。而现代、人则大多使用易于吸水的生宜与蓄墨较多的羊毫。生宜固然使得笔墨
富于变化，但渗墨较快，使行笔难以畅快。所以很多人沿袭清人的做法，加强提按，颤抖掣屈，点画的确变得古拙厚实了，但失去了简牍隶书中那种痛快淋漓和锋利劲健的感
觉。书写工具也是一个问题。羊毫笔弹性不大，拖泥带水，很难将简牍隶书中方整的折笔、直扫而下的波磔生动地体现出来。

第二，是笔法上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汉人的笔法意识并不是太强烈，远不如我们现代人这样讲究。古人作书，率患而为，信笔草萆，不计得失。而我们现代入总是被各种法则所约束，不能放笔直书，再者，简牍隶书字形极小，行笔又快，不可能故意做出各种复杂的动作。但我们把隶字写大了，有的字径逾尺，这就不能不做某些笔法上的调整，再用古人的办法，势必形单力薄。所以既要保留、借鉴简牍隶书的原始风貌，还要照顾到现代料材、工具的变化，汲取清以来隶书名家的用笔办法还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还有必要对字形进行一番整理。很明显，简牍上的隶书字形要比碑刻上的隶书写得开放、自由、灵活、轻松，在这些粗糙的简牍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古人大胆的布局、奇特的构思，我们也常常为那些出入意料的、或狂放恣肆或拙朴简约的字形结构而击节赞叹。但如果亦步亦趋、生搬硬套，不加选择地比着葫芦划瓢，临出来的隶字则常常失之粗野造作，例如其中夸张的圆弧和长竖，均是古人书写习惯和材料形式所致，假若令同一书手朝碑上书写，未必如此放纵。就目前来看，把简牍与碑刻结合起来的做法是比较稳妥的。
以上所述均为临摹学习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而临摹中现代人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深入、准确地把握、领悟汉代简牍隶书的风神。在这些字形微小、匆忙书就的简牍中，我们可以清晰地领略到汉人劲健沉雄、恢宏开放，豪迈大度的时代精神，它们似乎比汉碑更直接、更真实地呈现出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对美的追求和向往。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把六朝碑版和造像墓志概括为十美：“一日魄力雄强，二日气象浑穆，三日笔法跳跃，四日点画峻厚，五日意志奇逸，六日精神飞动，七日兴趣酣足，八日骨法洞达，九日结构豪放，十日血肉丰美”，以此比喻六朝碑版似嫌过分，而借用它形容秦汉简牍的千姿百态则不为过。由于年代久远，人们的审美意趣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求现代人回复到两汉的精神状态中去，一无必要，二不可能。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后人临作笔法、造型娴熟但精神萎缩或刻意张扬的主要原因。多读、多看、多比较、多领悟是惟一的办法。

这里选发的一件隶书作品临的是《武威礼仪简》。作者对隶书有一定的理解，但临写的熟练程度不够，显得较为生涩。《武威礼仪简》中的波磔巳很成熟，一波三折的笔势表现极为明显，而且由于简面的竖纹形成了一种阻力，所以横画、撩画略有提按起伏，曲折婉转，生动优美，而作者则把这一特征大大“简化”了。在造型上，汉代简牍隶书神采奕奕，有昂扬之势，字形多向右上扬起，而这件隶书临作字形东倒西歪，有的重心不稳，有的比例不适，严重影响了隶书造型布局的整体美感。此外，有的文字出现书写错误，说明作者没有认真研读，不知宇义。一件作品写得再好，出现文字书写错误这样的硬伤，也就大打折扣了。建议作者在工整一类的汉碑上下一番功夫，把隶书的笔法、造型把握得准确、到位、娴熟之后，再着手临摹简牍，而不要为了追求简牍隶书的新奇面目，忽略了基本功的锤炼。
——摘自《书法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