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诗工画的李公麟
北宋的人物画，著名者有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插图73），清秀娴丽，气度恢宏，而其构形技法，到北宋后期为李公麟（1049年-1106年）发扬光大，线条健拔却有粗细浓淡，构图坚实稳秀而又灵动自然，画面简洁精练，但富有变化；题材广及人物、鞍马、山水、花鸟，既有真实感，又有文人情趣，而且所作皆不着色，被称作“白描大师”。
李公麟虽为进士，但他并不热衷于写官场的升迁荣禄，却醉心于书画技艺，经常去皇家马苑观看名骏，或载酒出游，写生赏景。数十年来，他无一日不忘记自然美景。李公麟还善于汲取顾恺之、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用线条技巧，注意飘逸凝练，神韵内敛，故而所作虽淡毫轻墨，却光彩动人。如所绘《维摩演教图》、《临韦偃牧放图》，皆简洁而传神，生动活泼，动人心扉。据说他晚年重病在床，还以手指在被上划动，真可谓笃于绘画，至死不渝了。
文人画与苏东坡
北宋中期以苏轼（1037年-1101年）为代表的一批著名文学家纷纷参加绘画活动，不仅大胆创新，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反映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的美术理论，给宫廷绘画占主导地位的美术界带来了新的活力。这股新潮日益发展，及至元代竟成为绘画界的主流，人们称之为“文人画”。
苏轼强调绘画抒写主观情感的功能，主张诗画相融相通，要求作品有诗的境界，物象有活的精神，是宋代文人墨戏的创导者与实践者。他的传世作品《枯木竹石图》，绘干扭枝曲的枯树，若挣扎伸展，坚硬顽强；虽笔墨不多，却有孤傲险怪之气，与其傲岸豪放的性格相一致，抒写了胸中的磊落不平。
在苏轼的倡导下，绘画讲究自我表现，追求意境、“神似”的风气，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普遍认同。文同、李公麟、王诜、赵令穰、米芾父子等沿波而起，躬行实践，使中国绘画的精神内涵日益深厚。绘画有否书卷气也成为后人评价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
宋徽宗与院体花鸟画
北宋末期的宫廷画院在政和、宣德年间达到鼎盛，这是与酷爱艺术的宋徽宗赵佶（1082年-1135年）亲自到画院指导绘事大有关系。
赵佶虽然是一个昏君，但在美术上却深有造诣，所创“瘦筋书”，纤而不弱，端而不板，婀娜刚劲，秀丽精工，别具一格。又下令鉴别内府收藏历代书画，分门别类，著录评论，编成《宣和书普》、《宣和画谱》等。他还增加画院画师的俸禄，将画院列入科举制度中，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等诗句为题，考录画师，给画院注入“文人画”的气质。
赵佶善绘山水、人物、楼阁，尤长于花鸟，用笔挺秀灵活，舒展自如。传世作品有《芙蓉锦鸡图》轴、《祥龙石图》卷、《听琴图》轴、《腊梅山禽图》轴、《瑞鹤图》卷、《鸲鹆图》轴等。由于他的努力，许多画师，如费道宁、李唐、苏汉臣、张择端等，皆脱颖而出，树誉艺坛。
这位诗、书、画兼美的亡国皇帝，和南唐李煜一样，以“绝代人才，薄命君王”的地位，在历史的功过册上永远让人评说。

繁华昌荣的《清明上河图》
宋徽宗时的画院待诏张择端，为山东东武（今诸城）人。他长于界画，尤精于舟车、市桥、人物、山水，传世有《清明上河图》，以描绘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清明节这一天都市与城郊百姓的种种活动，展现了京城工商业与交通的繁华面貌，成为宋代风俗画的特异瑰宝。
敦煌壁画的人物造型，由粗犷而进入精细，身躯准确生动，男子宽衣博带，气象雍容；女子体态丰肥，艳丽多姿。尤其是菩萨像，更多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之美，端庄文静，窈窕可爱，温柔亲切，一如凡俗。这些均表明隋唐时期的绘画，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人们重视现世的感受，已胜过对佛国天堂的信仰。画师们凭自己对现实的热枕，创造出一幅幅精美绚丽、色调明净的图卷，他们非凡的创造力和高度的写实技巧，使隋唐宗教绘画的现实主义因素，得到充分地发挥。
意境深邃的马远和夏奎
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江南秀丽的风景便成为宫廷画院画师们模写的对象。如西湖、钱江风光，往往是画家乐于描绘的题材。然而江南山水以疏淡秀逸见长，与北方雄浑奇伟之势不同，为了展现江南烟笼雾罩、清旷空灵的美景，画家马远创造了构图简洁、以偏概全的方法，即突出主景于一隅，其余用渲染手法逐渐变化为朦胧的远树水脚、雾雨烟岚，并通过指点眺望的人物，把欣赏者的注意力引向虚旷的空间，给人以遐想的余地，人称“马一角”。如《踏歌行图》、《松下高士图》、《射鸟图》等。
南宋画院另一位画师夏圭，亦善于以虚代实、计白当黑，将景物集中于一侧，表现浩渺的空间，后人称之为“夏半边”。如《松溪泛艇图》、《烟岫林居图》等，意境高简，发人幽思。夏奎与马远相比，画面空白更多，辽阔平远之势更足。
马远、夏奎构图多取一角半边之景，将江南山水空灵清秀特点展示出来，画风相同，人们并称之为“马夏”。他们对水墨苍劲、意境清远的南宋山水画风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

朴实的辽金绘画
与南宋画院虚旷空灵的创新之风相比，北方辽朝、金朝的绘画则显得马背民族之称的契丹、女真，在绘画上亦常有游牧的情趣，多写本民族之生活题材，如放牧、骑射、游猎等，粗犷奔放；花卉鸟禽带有浓郁的装饰味，构图讲究对称，技法工细。如辽代画家耶律倍（李赞华）的《射骑图》、胡环的《卓歇图》，描绘契丹人物真实而生动，多大漠不毛之景趣。
金代画家张瑀《文姬归汉图》，虽绘历史故事，却以女真民族为模特儿，人肥马壮，胡服皮衣，风尘仆仆，朔放气象充斥画面。
辽代崇尚厚葬，金代流行薄葬，故而辽代墓室壁画要远比金代发达，其题材亦与游牧生活多所关联。如内蒙古库伦旗七号辽墓壁画，描绘契丹游牧狩猎的生活场面，驼马成群，帐篷互连，人们握竿驭马，粗犷豪放，草原情景历历在目。壁画的技法虽不是出自高手，但形象真实生动，线描流畅，设色淡雅。朴素中见灵巧，富有生命力。
寓意深远的水墨画
南宋时期，理学、禅宗皆很发展，思想界十分活跃，而且理学与禅宗趋向互溶，如理学大师朱熹就与禅僧往还，交流学问，颇为相得。
这一时期禅宗南派也更为繁荣，许多饱学之士不满当局偏安江南，纷纷逃禅为僧，以求寄托，僧侣的文化水平随之提高。一批禅宗僧侣画家亦应运而生。他们以禅宗南派“顿悟”思想指导绘艺，着墨不多，深藏玄机；题材不拘，皆作禅理；所绘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调。其中梁楷、牧溪（又名法常）最为著名。
梁楷曾任画院待诏，后不满政局，弃职为僧。他的画风以简练迅疾出名，用线条含水墨变化之趣，多书法飞白遒劲之势，人称“折芦描”或“钉头鼠尾描”。传世《李白行吟图》，舍弃一切背景，简单数笔，就勾勒出李白游吟时飘然潇洒的神情，以少胜多，而寓意深远，令人寻味。后人称其作为“减笔画”。
牧溪的作品虽不如梁楷那么简练，但所绘大多为佛教禅思题材，寓有静心、忘物、四大皆空的思想，而且形象刻划与写情传神俱得，如《观音图》、《猿猴图》等，落墨不多，却神形兼具。他的画大多流传于日本佛寺，深受日本僧俗欢迎。
“禅宗画”除寓以禅思、用笔简练外，大多崇尚设色淡雅，或仅用水墨而不设色。它的出现，与“马一角、夏半边”的简率画风互相呼应，墨戏情趣愈见浓郁，为元代文人画的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以笔墨情趣为主流的元代绘画
元代（1279年-1368年）是中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央政府的封建王朝，由于元初蒙古贵族废除科举制度，又将百姓非为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等，南人最*，从而造成江南文人“学而优则仕”美梦的破产。为了吐露胸中的不平，文人以画寄托思想成为风尚，给元代绘画带来了以文人画为主流的重要转折。同时，元代南北一统，疆域扩大，各民族间的美术交流日益频繁，涌现出一批酷爱中原传统书画的少数民族美术家。
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回族）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元]朱德润《林下鸣琴图》赵孟頫——“文人画”的倡导者高克恭的山水画“元四家”的风貌诗书画印与“文人画”富丽堂皇的永乐宫壁画
赵孟頫——“文人画”的倡导者
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那么开文人画风气的当推元代画家赵孟頫（1254年-1322年）了。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他生于宋元鼎革之际，在半推半就中入元廷做官，却遭到皇室的猜忌与防范，而又无法摆脱朝廷的笼络与利用，心情十分矛盾和痛苦，乃将精力倾注于对艺术的追求，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诗书画印、音乐文学无所不精，终于成为一代艺术大师。
赵孟頫的书法不拘一格，篆、隶、楷、行、草，皆能运笔自如，潇洒秀逸，有“松雪体”之称。他的绘画，凡人物、山水、花鸟、鞍马，皆墨韵高古，或以书法入画，博采晋、唐、北宋诸家之长，以气韵生动取胜，所绘《鹊华秋色图》，有唐人之致而去其纤，有宋人之雄而去取犷。
赵孟頫除技法全面外，他的绘画讲求表达思想内涵，如所绘马图，乃是借千里马不得志，只能充作皇家禁苑点缀太平的宠物，来抒写自己羁栖元廷、不得重用的尴尬处境。他的墨竹，则表白自己的清高。山水画含有寄趣林泉、向往自由的情感。为了使画面寄托更多的思想，他还含蓄地题词作跋，将文人画的表现形式推向新的高峰，书卷气更为浓郁。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主张“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孟頫的书画作品流传海内外，为各地博物馆和收藏珍藏，他的名字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而且被国际天文学会用来命名水星环形山。

高克恭的山水画
元初画坛上流传着“南赵北高”的佳话，将南方的赵孟頫与高克恭（1248年-1310年）相提并论。高克恭为色目人，他曾与赵孟頫同时在北京任职，后来两人又在江南共事彼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受赵孟頫影响，高克恭对书画的兴趣与日俱增。他悟性极高，善作山水、墨竹。尤其喜爱董源、米芾的画风，卷面云烟流动，淡雅有致，富有诗一般的韵律，生机盎然。
如《云横秀岭图》，以大设色绘云山烟树，远处岭高入云，雄伟挺拔，岩壑幽深，气势憾人；山顶青绿横点，莽苍葱郁，龙脉起伏，绵延天际；画面中部的云烟，流布飘逸，充满动感，既增添了山势的奇伟，又具有莫测之势，令人遐思不已；近处孤亭傍湖，溪流潺潺，丛树掩映，动静相宜，颇有清趣。全图笔法粗中有细，墨色层次丰富，立体感与质感皆很突出，与董源、米芾两家技法合参，别开生面。
他的墨竹既重形，又重神，孤高清秀，出人意表，虽是写作，实是写人，落笔潇洒，秀雅可人。赵孟頫称其人品高，胸次磊落，故所作看似游戏，却能不流于俗格。在元代各民族文化大融合，文人画大发展的进程中，他和赵孟頫的美术成就都是足以令人称道的。
“元四家”的风貌
元代中晚期活动于江南的黄公望（1269年-1354年）、王蒙（？-1385年）、倪瓒（1301年-1374年）、吴镇（1280年-1354年），因皆在笔墨技法上成就显著，画山水以寄托清高避世的情感，对文人山水画典范的形成作出贡献，而在画史上被称作“元四家”。
黄公望出身小吏，所作山水以疏体见长，用笔简远，若不经意，平淡天真之趣溢于画卷，流露清高隐逸的思想。他的《富春山居图》，纵33厘米，横长630厘米，村舍隐约，渔舟出没，林峦森秀，笔墨苍简，颇得富春江两岸烟波浩渺、坡峦清润的情趣，被誉为“画中《兰亭序》”。
王蒙出身官员，为赵孟頫的外孙，所作山水以密体见长，布局充实，结构饱满，用笔多变。皴法丰富，厚重繁密。如《清卞隐居图》，重山复岭，密树流泉，气势苍郁；图上采用披麻皴、斧劈皴、牛毛皴及解索皴等多种手法，层层积累，多至数十重，极富质感，沉郁深秀，苍茫雄浑，将归隐避乱，寄趣林泉的情感渲泄无遗。明人董其昌称王蒙“力能扛鼎”，评此画为“天下第一”。
倪瓒出身富豪，作山水以“二岸一水式”构图见长，善用干笔皴擦，好作折带皴以见坡石的跌宕。他的作品不绘人物，简远平淡，具有超尘绝俗的韵味。如《渔庄秋霁图》，近处坡石上植数枝枯木，中景不着一笔，空阔平淡，是为湖水，远处山坡如带，境界萧疏，空旷中含有孤傲之气，被视作元画逸品的代表。
《容膝斋图》中横势的山石，横势的用笔，加上横势的皴法，增添了疏阔旷远的气氛。画中横向的山石体块，将立轴画面分割成几个段落，然后以挺直的树干将画面连贯起来。这种构图关系具有很强的形式美感，体现了云林独特的审美情趣。
吴镇出身贫寒，孜孜绘艺，不求闻达。所作山水、人物、花鸟，以湿笔见长，而淳朴天真，充满野逸之趣，以寄托自由不羁、归隐江湖的志向。有《溪山高隐图》、《渔夫图》等。

诗书画印与“文人画”
在文人画兴起的元代，绘画已发展成为文人寄托情趣的艺术。才气横溢的文人除画物寓意外，还写诗填词于画上，解释画意，抒发情感，典雅含蓄，意趣无穷；有的画家更为直露，索性摆脱诗词格律的束缚，信笔在画上提句跋文，直抒胸臆。书法或奔放，或秀逸，或朴拙，或工整，与绘画笔墨风格相融，起到图文互补、增强艺术效果的作用。此时治印多用圆珠文；闲章、名印，或白文，或朱文；形制或方或圆，或长或扁，或肖像，或形物；有的押脚，有的起首，在素纸绢绫上与书法黑红相映，虚实互见，赏心悦目，给绘画增添了妙趣不尽的书卷之气。
梅、兰、竹、菊“四君子”与松、石，也成为文人画家喜爱的题材。梅花凌寒而开，兰花香而不艳，竹子四季常青，菊花傲霜吐香，松树挺拔常绿，石头坚硬难犯，它们皆被文人画家用作坚贞、清高的象征，以喻君子之风，尤其在民族矛盾较深的元代，更成为画家借物抒情的画题。许多画家擅长“四君子”与松石，如王冕的墨梅、管道昇的兰花、李士行的竹子、钱选的菊花、曹知白的松树、倪瓒的秀石，都较为著名。在当时的文化界中，这些作品都有不言而喻的效果。此种风气绵延多年，以至形成传统，虽然历代寓意有所不同，但以梅兰竹菊松石象征高风亮节的风气，至今不衰。
富丽堂皇的永乐宫壁画
元代文人画虽属花坛主流，但民间画工画也不寂寞，尤其是元廷宽容的宗教政策，促进释、道、伊斯兰教绘画的发展，其中山西芮城道教永乐宫壁画最为著名。泰定二年（1325年）完成的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壁画，总面积420余平方米，画了近300位天神在朝见元始天尊时的情景，构图宏阔，场面雄伟。其中8个主像皆作冕旒帝王装，雍容大度，配以仙曹、玉女、香官、使者、力士、五岳、四渎等神像，分三至四层安排；奇踪异状，是舍如堵，坐立翘企，浑然一体；人物作重彩勾填，细部采用填金沥粉加以突出，线描飘逸自然，动挫有致。全图红绿相间，富丽高华，而一切众灵莫不风神俊爽，挂壁行云，情采奕奕，充满仙气。
约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完成的永乐宫纯阳殿《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壁画，作连环式介绍吕洞宾一生活动，依民间传说，共分降生、赴考、得道共52幅，其中《钟离权度吕洞宾图》尤为精彩，钟离权的谆谆相劝，吕洞宾的反复思虑，皆在眉宇、姿式中得到淋漓地表现，惟妙惟肖。最后的重阳殿，描写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的一生活动，计壁画49幅。永乐宫三清、纯阳、重阳三殿的精彩道教壁画，其严谨的装饰趣味与浪漫的文字情调，东方宏伟的气魄与细腻的描绘，既是元代民间画工高超技巧的象征，也是十四世纪宗教绘画发展到高水平的重要范例。

明清时期绘画流派的涌现
鸦片战争前的明清时期（1368年-1840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文化虽然趋于保守，但绘画领域却出现许多富有特色的流派与个性强烈的画家，各领风骚，树织画坛。
明初崇尚宋代画风的画家遍于宫廷、民间，明代中期文人画重新复兴于苏州，后期士大夫文人画更是向独抒性灵发展，以画为乐、以画为寄。
明清变革，并没有割裂绘画的传统，清代仍然画派林立，摹古、创新各行其道；文人画、西洋画也对宫廷绘画产生了影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人还以画为生、以画泄愤，金石书法的刚健之风也溶入了绘画。民间绘画更加世俗化、商品化；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最后辉煌，清代绘画已呈现出发生奇变的倾向，为近代中国绘画的改革作好了准备。[明]陈洪绶《品茶图》“华山派”与明画院绘画“浙派”的创导者戴进极富书卷气的“吴门画派”陈淳、徐渭的写意花鸟董其昌的绘画风格个性强烈的人物画家陈洪绶愤世嫉俗的明遗民画派清“四王”的画风“西画”对院体画的影响直抒心胸的“扬州八怪”多元化的民间风俗画具有民族特色的“汤喀”绘画
“华山派”与明画院绘画
明太祖朱元璋长于武功，拙于文治，他当政时期厉行文化专制主义，摧残艺文，画坛一派萧条景象。而采药于北方的医生兼业余画家王履（1332年-？）则幸免于难。他工山水，不拘守前人成法，主张深入自然，师法造化，从真山水中吸取创作素材。
有《华山图册》存世，绘陕西华山小景40幅，题诗拔文，抒写欣赏自然风光的感受。山体作小斧劈皴，奇峭伟岸，林木杂生，云烟流布；笔墨苍劲，变化灵活，气韵生动。后人称他取法自然山水的画风为“华山派”。
明成祖朱棣虽也实行文化专制，但手法与乃父不同，而是将文人、画士廷揽入宫，为其服务。王绂、谢缙等人就是被荐举的画家。洪熙、宣德以至成化、弘治皇帝当政时期，宫廷画家也一度兴旺，如边景昭、林良、吕纪等人，较为著名。他们的作品以兼工带写见长，设色富丽，题材吉祥，如象征长寿之松、鹤，象征兴旺之兰、竹，象征富贵之锦鸡，象征幸福之喜鹊等，一派升平气象。吕纪的花鸟画还含有规劝皇帝实行善政的意思，如《三思图》，画三只相思鸟，以表示凡事三思而行。
《残荷鹰鹭图》，画一只雄鹰正转身下扑，荷塘中白鹭和小鸟都惊慌逃避，不知所措，借以告戒皇帝不要滥用武功。绘画在开明的政治气候下，显然又得到更进一步地发展。

“浙派”的创导者戴进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戴进（1377年-1462年）是明初功力精深的大画家，他曾在宣德年间被荐入宫，后遭忌返回家乡，卖画为生。逝后葬于西湖附近洪春桥畔。
戴进技艺全面，人物、山水、花卉皆擅长，面貌也有多种变化，山水取法宋人苍劲一派，又融以元人水墨法传统，山石大斧劈皴，水墨淋漓，豪放挺健，下笔较重，粗犷有力，气势充沛。人物工意结合，面部描写较细，神态生动，衣纹线条则粗放顿挫，劲练洒脱，风貌独具，花鸟既能工笔设色，又能水墨写意。
戴进的直接继承者有其子戴泉、婿王世祥、弟子方钺、夏芷等，均为浙江人，故他的传派世称“浙派”。受戴进影响，江夏人吴伟笔墨更为纵放，被称作“江夏派”。在“浙派”的影响下，成化、弘治时期宫廷内外的画风多倾向于粗笔水墨，以挺拔豪放取胜，风行百余年，直至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画派”崛起而告衰落。
极富书卷气的“吴门画派”
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生活的繁荣，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路”的苏州（俗称吴门）涌现出卓有成就的画家群体，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家最为著名，人称“吴门画派”。他们的作品大多数表现江南文人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趣。
“吴门画派”的四大家各有千秋，其创始人沈周功力深厚，不慕功名，最富文人气质，他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书法雄厚浑朴，兼工山水、花鸟、人物，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劲练，以骨力胜；晚年笔墨简放粗豪，气势雄强。所作率意纵逸，寓有野逸之趣，成为明代复兴文人画的先锋。
沈周的弟子文徵明，曾为利禄所驱，举荐入京为翰林待诏，后不得意，辞官归里，书画终老。他的书画技艺也很全面，文雅典丽，笔墨蕴籍含蓄，风骨秀逸。文徵明长寿而勤奋，传世作品甚多，子侄、弟子流风不绝，至清初不衰，故而他成为“吴门画派”中影响最大的人物。
文徵明的好友唐寅，颖悟异常，年青时应试，中应天府（今南京）解元，后入京会试，因舞弊案牵连下狱，罢为吏。他一气之下绝意仕进，放情声色，诗文书画为生。
唐寅的作品以工细为主，又兼有文人的笔墨，富有诗一般的意境；书法秀逸遒劲，风格洒脱，雅俗共赏，深受欢迎。他也是一位人物、山水、花鸟兼工的画家，并因生活跌宕多趣，风流不羁，而成为家喻户晓的江南才子。
文、唐的画友仇英，出身工匠，但勤奋好学，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所绘人物、山水，精工具体，设色清丽，构图繁密，意境深邃，文雅而严谨，匠心独运，为他人所不及。故而他赢得画坛的尊重，成为“吴门画派”四家之一。
“吴门画派”是一个既有文人画家，又有职业画家、画工的群体，它的出现，既振兴了文人画，又规范了“浙派”末流技法粗陋之习，推动了明代绘画深入发展。

“华山派”与明画院绘画
明太祖朱元璋长于武功，拙于文治，他当政时期厉行文化专制主义，摧残艺文，画坛一派萧条景象。而采药于北方的医生兼业余画家王履（1332年-？）则幸免于难。他工山水，不拘守前人成法，主张深入自然，师法造化，从真山水中吸取创作素材。
有《华山图册》存世，绘陕西华山小景40幅，题诗拔文，抒写欣赏自然风光的感受。山体作小斧劈皴，奇峭伟岸，林木杂生，云烟流布；笔墨苍劲，变化灵活，气韵生动。后人称他取法自然山水的画风为“华山派”。
明成祖朱棣虽也实行文化专制，但手法与乃父不同，而是将文人、画士廷揽入宫，为其服务。王绂、谢缙等人就是被荐举的画家。洪熙、宣德以至成化、弘治皇帝当政时期，宫廷画家也一度兴旺，如边景昭、林良、吕纪等人，较为著名。他们的作品以兼工带写见长，设色富丽，题材吉祥，如象征长寿之松、鹤，象征兴旺之兰、竹，象征富贵之锦鸡，象征幸福之喜鹊等，一派升平气象。吕纪的花鸟画还含有规劝皇帝实行善政的意思，如《三思图》，画三只相思鸟，以表示凡事三思而行；
《残荷鹰鹭图》，画一只雄鹰正转身下扑，荷塘中白鹭和小鸟都惊慌逃避，不知所措，借以告戒皇帝不要滥用武功。绘画在开明的政治气候下，显然又得到更进一步地发展。[明]吕纪《残荷鹰鹭图》
“浙派”的创导者戴进
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戴进（1377年-1462年）是明初功力精深的大画家，他曾在宣德年间被荐入宫，后遭忌返回家乡，卖画为生。逝后葬于西湖附近洪春桥畔。
戴进技艺全面，人物、山水、花卉皆擅长，面貌也有多种变化，山水取法宋人苍劲一派，又融以元人水墨法传统，山石大斧劈皴，水墨淋漓，豪放挺健，下笔较重，粗犷有力，气势充沛。人物工意结合，面部描写较细，神态生动，衣纹线条则粗放顿挫，劲练洒脱，风貌独具，花鸟既能工笔设色，又能水墨写意。
戴进的直接继承者有其子戴泉、婿王世祥、弟子方钺、夏芷等，均为浙江人，故他的传派世称“浙派”。受戴进影响，江夏人吴伟笔墨更为纵放，被称作“江夏派”。在“浙派”的影响下，成化、弘治时期宫廷内外的画风多倾向于粗笔水墨，以挺拔豪放取胜，风行百余年，直至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画派”崛起而告衰落。
极富书卷气的“吴门画派”
明代中期随着经济生活的繁荣，素称“鱼米之乡、丝绸之路”的苏州（俗称吴门）涌现出卓有成就的画家群体，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家最为著名，人称“吴门画派”。他们的作品大多数表现江南文人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趣。
“吴门画派”的四大家各有千秋，其创始人沈周功力深厚，不慕功名，最富文人气质，他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书法雄厚浑朴，兼工山水、花鸟、人物，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劲练，以骨力胜；晚年笔墨简放粗豪，气势雄强。所作率意纵逸，寓有野逸之趣，成为明代复兴文人画的先锋。

愤世嫉俗的明遗民画派
明清鼎革，社会动乱，许多文人为了避祸，或不肯与清政府合作，便出家做了和尚；有的不再应考做官，甘当明朝遗民，了此一生。他们中间的画家，以“四僧”（即石涛、八大、髡残、弘仁）和龚贤、方以智等最为出名。
石涛、八大是明朝宗室，作品中往往流露身世之感，激昂悲愤，沧凉忧郁。石涛以山水见长，兼工花卉。他主张“搜尽奇峰打草稿”，又主张“我之为我，自有我在”，而且广泛吸收前人技法，融会贯通，独来独往，自成一格。他的画风富有创新精神，在运笔用墨、设色构图上皆突破陈法，令人耳目一新。石涛晚年在商业都市扬州卖画，他恣肆奇拙的画风，对“扬州八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八大亦长于山水、花鸟，“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水意境荒率凄凉，花鸟怪诞冷漠，愤世嫉俗，不满现实，一派受压抑而不屈的情调。所写书法，似蚯蚓扭曲多变，柔中有刚，世称“蚯蚓体”。
髡残的山水粗头乱服，笔墨纵横淋漓，善于干湿互用，层次丰富，多幽深繁复之趣，寄托远离尘俗的逃禅避世之情；与其画面上的草书诗文互得益彰，给人旷达忘世之感。
弘仁则与其相反，笔墨简淡，线条疏秀，山水清奇磊落。他最爱画家乡黄山的奇松怪石，伟岸俊峭，以寄托孤傲清高之情，成为清初“黄山画派”的首领。
象“四僧”一样有着傲骨与野逸之趣的遗民画家龚贤，为“金陵八家”的代表。他的山水注重墨色的厚重，善用积墨法表示山水的阴阳向背，很有苍郁深邃的趣味。
活动于江西的哲学家方以智，所绘简单，却含有思想，如《骑驴图》，就寓有三数合一、学问自许的含意。图中骑驴者实为他“不佛不儒不道、又佛又儒又道”的自我写照，表明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荡时期不忘文化传统的乐观精神。四僧和明遗民画派因负有民族气节和艺术上的独创精神，而被称作清初画坛的“野逸派”。
“清”四王的画风
清初重要的画家还有“正统派”的四王，即太仓（今属江苏）人王时敏、王鉴，常熟人王翚，和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他们受董其昌的影响较大，发展了晚明文人画的抽象特点，特别注重笔墨和纯形象的表现。所作并非描绘真山水，而是主要表现笔墨和线条的半抽象画。
四王作画常常题为仿某某宋元名家，诸如巨然、黄公望和元四家，其实都是自己的画，而且四人面貌也有所不同。王时敏用笔虚灵，气韵清恬，王鉴落墨丰润，兼擅青绿；

王原祁画风浑厚秀润，喜用干笔焦墨，曾在京中任书画总裁，弟子满门，有“娄东画派”之称。
四王与同时代画家的不同之处，在于画面布局不求奇险，而是注重笔墨功夫，所以粗看面目相同，若无变化，其实其变化在于笔墨的旋律，而非形象的布置。他们的摹仿古人，尽管有很大的局限，创新不足，但对前人技法的总结、继承，却维系了传统，而且左右清廷画艺，被奉为“正统派”。受他们影响的唐岱、董邦达、杨晋、宋骏业及“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等，作品虽然也很典雅，然而因袭味太重，显得公式化和缺乏生气。
“西画”对院体画的影响
清朝重建宫廷画院，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鼎盛。那时西洋传教士络绎来华，意大利的郎世宁、法国的王致诚，捷克的艾启蒙等，带来了西洋画的凹凸阴暗和透视法，在宫内为皇帝作战功图，以精细逼真的艺术效果而受到欢迎。
同时，中国水墨画与散点透视的技法，也被西洋画家采用，如王致诚的《十骏图》，就兼有中西之长。
受西洋画的影响，清宫廷中的画家如焦秉贞、冷枚、丁观鹏等，也参酌西法，作画注重凹凸阴暗的光影效果，笔法更为纤细写实。
清朝宫廷绘画的题材主要有人物肖像画、宫廷生活画、历史纪实画，以宣传皇帝的文治武功，为皇帝服务。花鸟画于历朝相仿，延续“黄家富贵”一路，也参有没骨画法，稍为奔放生动，著名画家有邹一桂、蒋廷锡等。山水画大致为“四王”派系；界面更趋宏大、工丽，注重装饰趣味，著名画家有袁江、袁耀父子。这种局面与大清帝国利用文化粉饰太平的专制政策十分吻合。
直抒心胸的“扬州八怪”
清代中叶，在商贾云集、思想活泼的扬州，萃集一批卖画为生的重要文人画家群体，人称“扬州八怪”。其所以称怪，一是书画创作皆流露强烈的个性；二是与当时的社会时尚相背戾，为人大多不趋炎附势，孤高自傲。扬州人视他们奇奇怪怪，按方言“八怪”称之。主要画家有郑燮、金农、黄慎、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华喦、高凤翰、闵贞、边寿民等。
“扬州八怪”都是失意文人，他们承传明遗民画家反抗精神，反对蹈袭模拟，所作抒个性、用我法、专写意、重神似，既在一定程度上挣脱宫廷提倡的正统，也相对摒弃了儒雅平和的“书卷气”，形成了重视感受、抒发性灵，而又适合商业需要的写意画风。多直露，少虚伪，吐泄不平，清新狂放。
郑燮的《竹石图》，挺劲孤直，具有倔强不驯之气，而又寄托“一枝一叶，总关民情”的同情民间疾苦之心。

金农的《佛像画》轴，佛像神情安然飘逸，身后背景以其独特的书法来完成。新颖的构图及遒劲的笔力得益于作者深厚的碑刻功底。
黄慎的《花鸟草虫册》以农家田园小景入画，生动别致，充满质朴气息。
再如罗聘的《醉钟馗图》，以漫画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迷离朴塑、奇异怪谲的鬼怪世界，借以讽刺社会现实。有人将此图比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称它们都是用“以鬼喻人”的手法来讽诲世事。
“扬州八怪”敢于标新立异的精神打破了清代中叶画坛的沉寂，给人以有力的启迪，其艺术对后世水墨写意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多元化的民间风俗画
明清的民间风俗画内容庞杂，题材丰富，涉及生产、生活、宗教、历史、文学、戏曲等方面。如明代四川蓬溪宝梵寺、北京西郊法海寺的佛教壁画，云南丽江大宝积寺小乘佛教壁画，西藏哲蚌寺藏传佛教壁画，山西新绛稷益庙的道教壁画；清代南京、绍兴、金华的太平天国壁画；明代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的年画，清代山东潍坊、山西临汾、广东佛山、福建泉州、四川棉竹等地的木刻年画、戏画；明代徽州刻《西厢记》、《元曲选》插图、《十竹斋画谱》等，均较为出名。
这些民间风俗画的最大特点一是既工丽具体，又生动活泼，富有装饰情趣；二是贴近生活，通俗耐看，含有劝恶从善、吉祥喜庆的内容，如《莲生贵子》、《鱼跃龙门》、《年年有余》、《一团和气》等。它们与宫廷画、文人画、卷轴画等，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明清绘画，对繁荣文化、活跃思想、丰富生活起到积极而不可低估的作用。
具有民族特色的“汤喀”绘画
明清时期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一带藏区雪域的绘画，除寺院壁画外，以“唐卡”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绘画最为流行。唐卡亦称“汤喀”，是藏语，指一种用布或绢制成的画轴。内容大部分为佛像、菩萨像、护法神像，这类作品宗教特征较强，规范而严谨，尤其是曼陀罗唐卡，即坛城唐卡，画佛或诸神的宫殿，圆中有方，方中画圆，层层排列，紧密有序。
相对而言，一些表现圣者传奇、佛陀本生故事与神话传说的作品，往往出现世俗生活的场面，有山水、花鸟，显得较为生动。
唐卡的绘艺较为工细，线条柔和委婉，设色对比强烈，构图严谨对成，既有热烈明快、和谐统一的装饰趣味，而又带有图案化、神秘感，颇有特色。这种宗教绘画以其特有的美感，一直受到藏族同胞的喜爱，至今不衰。

推陈出新的近现代绘画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海、广州等辟为通商口岸，商贾云集，经济繁兴，许多画家亦聚集于此，卖画为生，形成了商业气较重、雅俗共赏的“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
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出“美育代替宗教”的革命口号，蔡元培在杭州西子湖畔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国立高等美术学府——国力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从此画家兼美术教育家（即“学院派”或“教授派”）成为画坛的主流。
面对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形势，一些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坚持弘扬中华传统艺术，增加学养，不断推进绘画的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人称“齐黄潘傅”。另一些留洋归国的画家，主张中西兼溶，吸收西画优秀成分，推进中国绘画的改革。代表人物有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世称“林徐刘吴”。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画家以满腔爱国热情投入了反法西斯的斗争，涌现出一批激励抗日斗志的优秀作品，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徐悲鸿的《奔马图》、《醒狮》等。抗日战争结束后，有的画家向海外发展，弘扬中华传统艺术，并借鉴海外艺术的长处，不断探索水墨画的创新。他们孜孜以求，使世界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绘画的魅力，张大千就是其中的典型。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好评，有人称他为“东方的毕加索”。
活跃与大陆的学院派画家，也经过不懈的努力，推陈出新，逐渐形成南北互相呼应的局面。历经极左路线与“文革”的摧残，画家们坚持发展传统艺术的赤诚之心更坚，心胸更为广博，学养也愈为丰厚。“笔墨当随时代”，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崇尚艺德、不断创新的李可染、陆俨少是其中的佼佼者，经过他们艰辛的努力，中国绘画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换，进入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更新的境界。
“海上画派”与“岭南画派”的艺术风格
清末明初，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城市开埠通商，吸引着各方画家云集。他们最先接受维新思想和外来文化，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融合外来艺术技法因素，在“正统派”外别树旗帜，形成“海上画派”和“岭南画派”。
“海上画派”的主要画家有赵之谦、“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虚谷、吴昌硕、吴友如等。赵之谦的作品，善于将篆隶书法功力融入画面，风格浑朴秀劲，花卉设色浓艳，宏伟富丽，以象征吉祥。

吴昌硕也以书法、篆刻入画，作品金石味浓郁，风格沉着雄肆。他除花卉外，兼长人物、山水，画面题诗文以吐泄豪情，既使意境丰富。吴昌硕治印也很出名，他是杭州“西泠印社”的创始人。
“四任”中以任颐（字伯年）最著，他善于画人物、花鸟，所作受陈洪受影响，略作夸张，线纹坚劲凝练；而又吸收民间设色技法，色彩明丽。任颐好民间故事、历史人物入画，如《钟馗》、《凫荷图》、《风尘三侠》、《吕布与貂禅》等，雅俗共赏。
“岭南画派”以留学日本的广东人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以及陈树人为著，世称“岭南三杰”。他们的作品中融入海外技法，即水墨中掺入水彩、水粉画的粉质颜料，在不吸水的矾纸上作画，使画面色彩鲜艳亮丽，借此表现岭南阳光充足的亚热带自然风光，有“新国画派”之称。
继承与开拓的四大家
20世纪以来，中国绘画经历了激烈的分化与变革，因循传统、恪收古法的画风虽然仍在延续，但已失去活力；同时，西画的东渐，油画、水彩、水粉画的发展，也使中国绘画的因循守旧之风更为颓衰。此时，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为代表的一批有革新精神的画家应运而生。他们植根于传统，重视师法自然和切入显示生活，努力提高学养，弘扬传统绘画中的优秀成分，刻苦创新，使中国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开拓。
齐白石（1863年-1957年），湖南湘潭人。精写意花鸟，尤工水墨虾、蟹、鱼、蛙，从徐渭、八大、吴昌硕等人笔墨中汲取技法，又长期观察自然景动物，所作着墨不多，概括生动，设色墨彩相融，质朴天真，活泼多趣。山水构图奇肆，治印古朴，蔚然成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并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和平奖金。
黄宾虹（1865年-1955年），生于浙江金华，安徽歙县人。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他主张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求修养之高”，又认为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丽，对祖国大好河山充满了热爱之情。他重自然气韵，开创了“黑、密、厚、重”的独特画风，元气淋漓，草木华滋。黄宾虹擅长用浓淡不同的墨彩、反复勾画点染，而呈现层次丰富、意境深邃的景象，初看似苍茫一片，细看自然生动，乱而不乱，意境无穷。

潘天寿（1866年-1971年），浙江宁海人。擅诗书画印，山水、花鸟，人物兼长，画风受八大、石涛影响，而又自具雄肆奇倔的面目，线条坚定粗犷有力，构图出人意表，体现刚强不屈的豪迈民族性格，变文人画柔雅为沉雄、坚毅，有撼人的力量和强烈的现代意识。
晚年擅指画，巨幅鸿篇，册页小品，皆风姿独具。曾任国立艺专、浙江美术学院（皆为中国美术学院前身）院长，全国美协副主席。1958年获苏联莫斯科美术研究院名誉。著《中国绘画史》等。
傅抱石（1904年-1965年），江西新喻人。曾受徐悲鸿器重，推荐赴日留学，归国后任教于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善绘山水、人物、工意兼具。《山雨》图轴写山雨流泉，树石草亭，皆以，线描或细挺，或秀柔，面部具体，衣着姿式泼墨写意，尤擅长历史人物，既有晋、唐古雅之风，又有现代浪漫气质，如《九歌图.湘君》。
山水泼墨淋漓，或如风雨交加，或如烟云流布，大气磅礴，神奇莫测，颇为生动。笔墨酣畅纵横，有“抱石皴”之誉。晚年任南京师范学院艺术系教授、江苏国画院院长，著有《石涛上人年谱》等。
溶西创新的四大家
“五四”以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健将都按照各自的观点倡导美术革命。有的提出改革国画的纲领，有的留学归国后办新学，画模特儿、办展览、出画报，形成一股力量，向以模拟四王山水为代表的“正统派”展开进攻。兼溶中西的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吴作人等教授即为其中的杰出人物。
林风眠（1900年-1991年），广东梅县人。少年时以《芥子园画谱》习画，后留法，研习西画。归国后，1928年被蔡元培派赴杭州，创立“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任首任校长。他艺通中西，对中西的审美情趣皆有深刻的领悟，以调和中西复兴中国艺术为己任。长于人物、花鸟、山水，所作富有韵味，且通俗易懂，他的孤鹭、秋雁、水汀、美女（插图152）等水墨画，设色浑化自如，浓艳处多加积色和复色，清雅处纯净透明，厚而不浊，淡而不薄，光影色彩自然柔和，具有诗一般的美感，和盎然的生命力。晚年定居香港，弟子遍及海内外。
徐悲鸿（1895年-1953年），江苏宜兴人。早年赴日本和法国游学，1927年归国。历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擅长人物、动物、花卉等。主张学习素描，讲究造型之严谨、结构之精确、整体感之强烈，并认为应吸收西画优秀技法，丰富中国绘画的创作。所画人物、动物，笔墨放纵，形神兼备，往往还寓以热爱祖国、嫉恶如仇的情感。
刘海粟（1896年-1994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7岁赴沪创建上海美专，主张尽力发展中国传统美术宝藏，尽量吸收外来新艺术，首倡中国人体模特儿教学；打破关门教学陈规，带学生赴西湖写生；招收女生，开中国男女同校先河。反对封建礼教，人称“叛徒大师”。后旅日游欧访南洋，艺名日著。
善山水，泼墨与没骨重彩尤奇诡，光怪陆离，汪洋恣肆，气魄阔大。曾多次赴黄山写生，所写黄山图，奇幻壮丽，寄托对祖国山河无限热爱的深情。
吴作人（1908年-），安徽泾县人。年青时受徐悲鸿帮助，赴欧留学。归国后执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立艺专。善于溶会中西技艺，所作骆驼、牦牛等，构图简洁，造型生动，有清新、洗练、柔和、秀美的特点，水墨色彩变化微妙，格调高雅，耐人寻味。历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