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集书法家、画家、医学家、思想家、佛教等于一身，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有着极大的贡献。本人看了他的介绍，触动极大，在太原道网选择部分资料转于此供大家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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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先生部分书画作品

一、傅山的生平与简介
傅山大事年表
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六月十九日出生。
15岁，参加了山西提学副使文翔凤主持的童生考试，录为博士弟子员。
20岁，“试高等食廪气”，成为一名廪生。
23岁，儿子傅眉出生。
27岁，妻张氏卒，誓不复娶。
31岁，袁继咸修复三立书院，恢复讲学制度，选拔300余名才士到三立书院学习。傅山深受其器重。
袁继咸蒙冤入狱，傅山与薛宗周组织山西诸生赴京“伏阙讼冤”，散发揭帖，包围首辅请愿示威，惊动崇祯皇帝。
32岁，袁继咸冤案平反。
39岁，明亡，傅山出家为道。本年内傅山多寓居平定、寿阳、盂县。
40岁，袁继咸在九江为清兵所俘，被执北上，自铁城寄傅山诗札，以志节相励。
41岁，袁继咸矢不降清被杀。傅山密潜入京，收袁继咸遗稿。
44岁，反清大起义遍及山西全省。傅山友薛宗周、王如金参加抗清义军，牺牲于晋祠堡战役。傅山作《汾二子传》，备加赞扬。
45岁，寓祁县访戴廷木式，题诗丹枫阁壁。
49岁，因受河南宋谦起义的牵连，傅山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其子傅眉，后又讯其弟傅止。由于傅山矢口否认牞傅眉、傅止预先编好假供，且宋谦死无对证，最终得以释放。这就是“朱衣道人案”。
54岁，本年6月，郑成功、张煌言大举入江南。傅山南游。
55岁，傅山的母亲卒于松庄，年84岁。
57岁，6月登北岳。
58岁，顾炎武初访傅山。王显祚为傅山买宅。
60岁带病游关中登华岳。
67岁，戴廷木式为傅山作《石道人别传》。
69岁，傅山游山东，登泰山。
73岁，康熙诏开博学鸿词科，傅山被迫晋京，到了京城30里外，拒不入城，住在崇文门外园教寺。
74岁，三月殿试博学鸿词，傅山七日不食，称病卧床。康熙皇帝赐他“中书舍人”。
76岁，正月三日遇虎，作诗。
78岁，二月初九，儿子傅眉卒，年57。六月十二日，傅山卒。■

为山平不得添尔一峰青
——傅山的生平和思想
题解：傅山字青主，他诗作中有这样两句：“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表明他的高风亮节和特立独行的精神。
从传说中的祖先炎、黄二帝，到20世纪新中国的缔造者们，从春秋战国时代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到当今现代思想、文化、科技熏陶下的一代风流——在漫长悠久而又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曾经在各个领域中涌现过多少杰出的人物，创造出多少丰硕的成果！他们就像绵延起伏的山脉上那一座又一座高峰，给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增添了无限风光！而生活在17世纪的傅山，就是这些高峰中的一座。
傅山，初名鼎臣，改名山；原字青竹，后改青主。中国人的名字，往往带有时代色彩，并且寄寓着父母或者本人的理想与情操。如果说“鼎臣”这个名字具有浓厚的封建政治理想和传统礼教色彩，那么改名为“山”，就较为符合傅山的思想性格特点——用傅山的老师袁继咸的评语说，就是一种“山林气”，而改字“青主”，则更加突出了傅山自强不息、超凡脱俗的创造精神。傅山有两句诗就是“青主”的注脚：“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峰青！”（《青羊庵三首》）从他一生的实践、创造和成就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确实称得上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一座拔地凌空、多姿多彩的奇峰！
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跨越了两个朝代，顽强地生活了79年。他生活在怎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又是怎样一种生活呢？“荡荡乾坤病，戋戋肺腑收”（《病发示眉仁》），这两句诗是傅山自己一生的切身感受，它形象而概括地描绘了一个矛盾交织、激烈动荡、天崩地裂的时代和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因此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灵魂！傅山的前半生，是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明王朝最后的37年。在中原和西南地区，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全国。在东北，民族斗争愈演愈烈，民族战争连年不断。在明王朝内部，阉党和东林党之间在党争中互相消长，此起彼伏。而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界，充斥着性理的空谈、复古的迂论、陈腐的八股和柔媚的艺术作风。在傅山39岁这一年，即公元1644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甲申之变，先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旗帜插上了北京城头，崇祯皇帝吊死在万寿山；后是满清的铁骑跨过了山海关，旋即踏遍中原。这对傅山来说，不啻是天崩地裂——虽然也在预料之中。“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年！”（《甲申集·甲申守岁》）以甲申为转折点，傅山的后半生，又赶上清王朝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最初40年，清军野蛮的镇压、屠杀和掠夺，汉族人民普遍的反抗，抗清义军的顽强战斗，南明王朝的苟延残喘，以及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文字狱和笼络收买……这又是一段血腥而动荡的历史！大矛盾，大动荡，包含着血与泪的大痛苦，却也孕育和锤炼着大人才！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李禺页、颜元、屈大均、吕留良、潘格平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他们虽然各具特色，但都关心民间疾苦和民族兴亡，不同程度地具有初步民主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倾向，掀起了17世纪后半期的一股进步思潮，可以说形成了继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活跃局面。其中傅山与顾、黄、王、李、颜，被梁启超并称为“清初六大师”，这是仅就学术成就和思想影响而言的。如果从思想解放的程度、学术领域的宽广、艺术创作的成就、医道医术的造诣等多方面看，傅山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多才多艺，多所建树，气象万千，光彩夺目，确非其他人可企及。
在政治和社会舞台上，傅山一生有三件大事：早年，曾作为山西学生的领袖，为昭雪平反袁继咸冤案，反对腐朽的宦党和黑暗的暴政，领导全省诸生进京请愿，持续半年，成为中国近代早期学生运动的先声。中年，曾从事秘密反清活动20余年，在49岁时被逮下狱，一年有余，几经严讯，备极拷掠，抗词不屈，绝食9日，抱定必死的决心，坚持斗争，终于获释。晚年，他主要从事著述，曾先后接待或拜访了昆山顾炎武、容城孙逢奇、富平李因笃、周至李禺页、和川戴务旃、彭城阎尔梅、番禺屈大均等一大批在野的文人、学者，以及当时尚未仕清的秀水朱彝尊、新城王士祯、太原阎若璩，实际上成为在野的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和代表之一，并以73岁的高龄，绝食七日，坚持斗争，拒绝参加清廷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所举办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拒绝做清朝的官。这些壮举在他所处的时代确实够得上特立独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最为突出的。

在思想学术方面，傅山不仅堪与顾、黄、王并驾齐驱，而且比他们思想更解放，在反对以道统自居的理学说教、冲破儒家传统思想束缚方面，战斗精神和独创性更强。他博览经史子集，参研佛经道经，开创诸子学，精通音韵学与名学（逻辑学），擅长金石遗文之学，确实无愧于同时代人的这种评价：“学究天人，道兼仙释（《柳崖外编》），”“博极群书，时称学海”（郭《傅山传》）。
在文学艺术方面，傅山的诗文思想性、现实性极强，写作不拘成法，任性直率，古奥老拙，慷慨苍凉，奇思逸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书法草楷篆隶，无不精工，豪迈不羁，独辟蹊径，名满天下，当时评价“在王铎之上”（戴廷木式《与张尔公书》）；绘画古雅入神，写意曲尽其妙，《图绘宝鉴》评论说：“其才品海内无匹，人不能尽识也。”
在医学方面，他精通医经脉理，擅长妇科及内外诸科，当时“人称医圣”（蔡璜《傅山传》）。
傅山在他的著作和书面题款上，也经常署名为公之它，亦作公他，又号石头、石道人、石老人、啬庐、随厉、六持、丹崖子、丹崖翁、浊堂老人、青羊庵主、不夜庵老人、傅侨山、松侨老人、朱衣道人、酒道人、酒肉道人，或径称居士、傅道士、傅道人、傅子，又称老蘖禅、还阳真人、真山、侨黄真山、五峰道人、龙池闻道下士、观化翁、观花翁、橘翁、大笑下士、西北之西北老人。用现代的话说，傅山也许算得上世界上“笔名”最多的作家之一吧，而这些笔名又无不体现了这座“奇峰”的经历、思想和性格。■

傅山印象
之一
出尘高士
三晋文脉，源远流长。其源头就在晋阳古城。从春秋时期晋阳古城初创，到汉唐盛世晋阳古城的繁荣；从晋阳古城被人为毁灭后宋代在唐明镇重建晋阳，到明清时期的北方重镇；直到如今太原以省城的雄姿率先发展，并在古晋阳城遗址一侧，浓墨重彩，建起晋源新城；晋阳文化始终以三晋大地的源头文化影响着三晋文脉。它那开放、兼容、创新、和谐为一体的文化特色，正是我们今天将太原建设成“集三晋文脉与现代气息于一体的特色文化名城”的路途中，要继续传承和发展的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傅山先生是三晋文脉中的一位集大成者，其开拓进取、包容创新、仁爱民本的精神，处处闪现着晋阳文化的特色，纪念傅山先生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文化世家
傅山故里在太原尖草坪区西村。它背倚青山，面对汾河。入秋之后，崛山上到处都有火辣辣的红叶，汾河里却是清澈透亮的流水。傅山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从他祖父那一代起，傅家就由忻州迁居到这里来了。
傅山的祖父傅霖，在明朝嘉靖年间以科举入仕，因生性梗直，不畏权贵，终于被朝廷罢官归隐。傅山的父亲傅之谟，从来没有做过官，只在乡里终生教书。民间传说傅山是个“神童”。三岁时，有人偶尔吟诵《心经》，不知不觉间，傅山突然就背诵出了下一句。他的好朋友戴枫仲，后来为傅山作的《石道人别传》中就记述了这件事。至于其他有关傅山的传记，也都说他读书时能够“十行并下”，“过目成诵”。严格的家塾教育，使傅山在15岁参加童生考试，便被录为“博子弟子员”，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秀才。在明清两代，秀才在岁试中如果名列一等，即可由地方ZHF发给“廪膳”补贴，称为“廪膳生员”，也叫“廪生”。20岁时，傅山便成了一名“廪生”。
离西村不远，有窦大夫祠，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窦鸣犊而修建的。窦大夫祠内幽静的环境，成了青年傅山潜心读书的地方。祠内有一棵老杏树，弯曲如虹，傅山就把他借居的小屋起名为“虹巢”。“虹巢不盈尺，卧看西山村。云起雨随想，松停涛细闻。”傅山的这首小诗，记录了他当年在这间小屋里，伴着风雨声和松涛声的所思所想。当一个朝代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文人那种胸怀天下的良知，总要在自己在脑海里雷电交加。顾炎武是这样，黄宗羲是这样，傅山也是这样。他开始厌倦了专为科举入仕而读死书，死读书的僵死模式。在他看来，真正的治学之路不应该是这样。有一回，学堂里作八股文，题目是《致身》。这个题目取自《论语》“事君能致其身”之意。傅山没有附和“君臣大义”那一套陈词滥调，而是直抒胸臆，将腐朽王朝比作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要想救治，就必须痛下决心。这种思想认识，为傅山日后成为一代文坛宗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伏阙讼冤
明崇祯七年，朝廷委任袁继咸到山西任提学佥事。这位东林学派人士一到山西就整顿太原三立书院，在全省挑选300多名青年学子到书院学习，其中就有傅山。袁继咸从此与傅山结下了师生之谊，常常请傅山做主讲，期盼以他的气节和文章，带领书院学子重振三晋学风。
然而，明朝末年，是中国历史上充满内忧外患的一个特定时代。李自成与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震撼朝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也早已在关外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时时筹划着进取关内；而在朱明王朝内部，东林学派与魏忠贤宦党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权力争斗，此时却波及到了山西。
崇祯九年夏天，山西巡按御使张孙振制造了一桩大冤案。张孙振是宦党后台、当朝宰相温体仁的死党。他诬陷袁继咸的奏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支持。于是，崇祯皇帝当即向山西巡抚衙门降旨，命将袁继咸押解京城，投进大牢。深陷冤狱的袁继咸眼看性命难保。然而，由于山西百余名青年学子的干预，却让这件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其中的领头人，就是31岁的傅山。他知道，真正应该投入大狱的，是巡按御使张孙振！作为三立书院的学子，傅山在这时断然做出决定，要率领山西学子替恩师赴京辩冤，讨回世道人心；同时，也向已经腐朽的王朝和王朝的贪官污吏们奋力一争。于是，一场被史学家称为“伏阙讼冤”的烈火，便由太原烧到京城。太原傅山，汾阳薛宗周，平定白孕彩，是这次行动的核心人物。
所谓“伏阙讼冤”，说白了就是告御状。当时，赶赴北京的山西生员达一百多人。傅山事前起草了为袁继咸辩冤的奏章，其中有103人在上面签了字。到北京后，傅山亲自将这份奏章投送到专管臣民申诉冤情的通政司衙门。但是，山西生员虽然连续投送，通政司衙门却一概不予理睬。这时，张孙振通过京城的各种关系，对赴京的山西生员连续发出恫吓。有的人害怕了，中途离开北京。还有在奏章上签过名的人，也要求傅山在上面抹掉自己的名字。面对这种困境，傅山不但没有退缩，反而与到北京参加会试的外地学子们加强联系，四处散发“揭贴”，也就是传单，用来揭露张孙振利用职权构陷袁继咸的恶行。有一次，傅山竟带人一早来到紫禁城红门外，围住了宦官集团的后台、也是这桩冤案的总后台、当朝宰相温体仁。这场震动朝野的“讼冤”运动，由崇祯九年腊月一直坚持到次年春天，终于惊动了崇祯皇帝。崇祯再次降旨，要刑部重新审理袁继咸一案，并敕令锦衣卫火速前往山西太原，捉拿张孙振解押京城打入天牢。袁继咸终于得到平反，被朝廷派往武昌，做起了武昌道。而温体仁，也被革职还乡，回老家赋闲去了。
轰动京城的“伏阙讼冤”事件，是傅山在明末发起的一次反腐败斗争，这次义举以山西学子的胜利而告终，傅山也因此名振大江南北。
晚年进京
如果说傅山中年时代的伏阙讼冤是一次入世的义举，那么，在他74岁时被迫入京，则是一位出世高士演绎的一出传奇故事了。此时，坐在紫禁城里的那个皇帝已成了年轻有为的康熙。
康熙亲政之后，先是减免全国45个州县的赋税，又禁止了诸如圈占汉民耕地的各种暴政，同时，以对汉民族文化的高度热忱，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政策。康熙十七年正月廿三，这位大清朝廷入主中原后的第二代君王，向天下颁发了一道举办“博学鸿词科”特别大考的诏书，诏书中这样说道：“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道，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也。”康熙皇帝真诚地向中原文化的承载者们——汉族知识分子抛出了请他们入朝为仕的红绣球。于是，朝中大臣和地方各级官员，奉旨向朝廷举荐了143名士子参加考试，其中就有义闻天下、名振大江南北的傅山。
然而，始终要坚持自己人格和气节的傅山，对朝廷递来的媚眼却不屑一顾。他称病卧床，拒不赴京应试。阳曲知县只得派人将傅山强行抬进轿子，然后再强行把他送往北京。就这样，傅山在儿子和两位孙子的陪同下，被人押解着进了北京。在傅山看来，活着就要志向专一，死了也要保持气节。做人可以刚柔并济，但对满清朝廷和皇权却绝不能奴颜婢膝。这便是傅山对“博学鸿词科”的态度，当然也是对大清皇帝康熙的态度。
一个74岁的老头子，一位对已经逐渐稳固的政权依然不肯认同的读书人，又何以能被朝廷的官员们所举荐呢？因为傅山的诗文和书画在当时名盖神州，他的医术，更在民间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这样一个有着真才实学，而且名贯大江南北的文化人，自然会受到朝廷官员的重视。而傅山在文化底蕴相当丰厚的康熙心目中的文化地位，自然也无须多言。两位地位不同的文化人之间，于是就展开了一场耐人寻味的较量。傅山被阳曲县的官员送到离京城三十里远的园教寺内住下，可并不前往应试，他装病卧床竟然长达半年之久。在这期间，曾有清廷大学士、吏部尚书冯溥等朝中官员多次慕名来访，傅山只是卧床，既不相迎，也不相送。
由康熙皇帝亲自主持的这场考试，直到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才正式开考。来自大江南北的104名博学士子，一个个欢欣鼓舞地步入考场，唯独没有傅山的身影。当这些士子通过例行考试，在体仁阁恩受当朝皇帝的赐宴时，傅山依然在郊外的寺院里闭目养神。他不仅拒绝了大考，还拒绝了皇帝的赐宴。傅山的所作所为瞒不过康熙，在世人都以为康熙要杀傅山时，康熙非但没有降罪傅山，而且下旨封傅山为“内阁中书”。谁也没有想到，当皇帝的这道圣旨降下来以后，傅山却依然故我，拒不接旨谢恩。吏部尚书冯溥派人把傅山从园教寺强行抬到午门，逼他下跪谢恩，傅山宁肯滚倒在地，就是不向端坐于午门之内的皇帝磕头。
历史证明，在这场特殊的较量中，康熙皇帝赢了，他不但没有杀傅山，还给宁死也不向他称臣的这位老人，送了一块刻有“凤阁蒲轮”四个字的大匾。一代君王，赢在了对当时先进文化的那份热忱上。历史证明，傅山也赢了。他以抱定一死的勇气敢于面对皇权，塑造了那个历史年代超然世外、特立独行的高尚人格。可以说，傅山在他暮年晚景中向世人演出了极其悲壮的一幕。也可以说，康熙皇帝以博大的胸怀和稍稍失望的目光，为来自山西的这个犟老头默默送行。
两位历史文化伟人，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红尘内的康熙皇帝谱写着历史，而走出红尘的高士傅山，也在谱写着历史。

之二
启蒙先驱
崛(山围)教子
明末腐败的政治大环境，并没有因为傅山为恩师辩冤的呼号和一个贪官张孙振的落马而阴霾洞开、露出朝霞和旭日。在朱明王朝内部，崇祯皇帝的政令朝三暮四，宦党势力未消，奴人奴气盛行，就连曾经支持过袁继咸的山西巡抚吴，也在崇祯的猜疑下被迫辞官，回老家赋闲去了。傅山曾作诗为吴送行：“虎帐牙旗问府主，雁门画角动边愁。尻尻墨绶应停解，共道澄清辔且收。”他希望朝廷能改变政策，希望自己能与朝廷的好官员们一道去“澄清”天下，而事实恰恰相反，朱明王朝到底还是走到了死胡同的尽头。现实让傅山终于看清了皇权之下的污浊、昏聩和丑恶，他开始反观现实，寻求医治社会的答案。
傅山带着满腹惆怅，一个人来到崛山，在山上筑起一座小屋，起名为“青羊庵”。说是要隐居深山，然而，一心想“闭门十年读经史”的傅山，其实是想对世事人间看得更真切、更透彻。所以，傅山的目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山外那个战乱纷纷的世界，他看明白了，围绕在皇帝身边的那些奴人奴事，正是大明王朝日趋穷途末路的缘由。
与傅山到“青羊庵”一道读书的还有他的儿子傅眉。就像当年傅霖教导傅之谟、傅之谟教导傅山一样，如今，傅山也必须承担起教导傅眉的天职。就在这深山古寺中，傅山写了一首诗，让儿子品味：“还是读书好，关门目也尊。……郭褴容易痒，不学猛奴扪。”傅眉当然明白父亲的用意，在《晋书》“王猛传”中记载了那个披着破烂衣裳前去拜见新贵的王猛，一边在自己身上摸虱子，一边还要与人家挤眉弄眼高谈世事，其奴颜之相，让傅山感到实在恶心。傅山就是这样借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告诉自己的儿子，读书人绝不可成为奴人，更不可专行奴事而做人。在另一首题为《读史》的诗中，傅山大声呐喊：“天地有腹疾，奴物生其中。神医须武圣，扫荡奏奇功。”傅山认为，他面对的整个世界腹中都患了重病，其原因就是有奴性的东西寄生在里面，要有像武圣人关公那样的神医，用来狠狠扫荡这些奴人奴性，才有可能让这个世界变革和改观。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也就休想得到安宁和太平。可以说，傅山面对明末的朝廷，已经看透了这个政权难以治愈的“腹疾”。
傅山最恨依附权势的奴人，也最忌讳这种奴事。这是从现实生发出的对历史教训的感叹，身处历史的大变革中，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往往能让傅山冲撞出思想的火花。试看满朝文武，哪个不是通过科举而成为朝廷重臣的？可面对内忧外患，哪个又有辅弼良策？哪个又能救国安民呢？傅山要挣脱禁锢，寻找一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治学之路。“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添尔一青峰。”在教育儿子的同时，傅山也遥望着自己选定的那个治学目标。
探史寻源
就在这期间，闭门读书的傅山写完了他的《两汉书人姓名韵》。这是一部与八股文截然不同的著作，也是一部与科举入仕毫无关联的书。以史为鉴，或者以人为鉴，目的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正本清源。隐逸深山的傅山，由现实而探寻历史，又由历史而探寻现实。他在读书和写作中面临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双重矛盾。一方面他已经厌倦了那个即将崩溃的朱明王朝；另一方面，饱受这个王朝糟践与蹂躏的芸芸众生，又让他无法忘怀，并希冀着解救他们。
书生投笔如刀枪。傅山开始旗帜鲜明地批判“程朱”理学，重新开启了对先秦“诸子学”的研究，提出了“经子齐观”论，主张以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用来批判和改造当时的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一直被奉为历代思想领域的正统。而到了宋代，程颐、程颢兄弟与朱熹，在经学的基础上发展为理学。及至到了明朝末年，“理学”更是占据了统治地位。理学家们思想僵化、奴性十足，一味主张“灭私欲，明天理”的无视现实的空谈。这种封建专制文化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针对这种奴性十足专为皇权服务的理学，傅山在学术上对它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傅山向腐朽的理学发起冲击，是与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理学家们的不满相联系的。在明亡清立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那些平时出人头地、一味空谈的硕儒名士，或束手就擒，或抱头鼠窜，面对朝廷的危机纷纷显示出他们的怯懦。而傅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学。于是，他对这些庸儒、奴儒，和他们空谈误国的理学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我们可以打个比方：理学思想，是奉献给皇权的一块巨大的石头，而芸芸众生却是这块石头下面压着的小草；面对皇权时，理学可以奴性十足，但面对芸芸众生时，却又像石头一样坚硬和沉重。所以，傅山要击碎它，搬走它。

傅山批判理学所选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批判理学家们推崇经学、贬低诸子的歪理谬说。他曾经说过：“先有子而后有作经者”。所以，他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对先秦诸子学说一本一本地批注，弘扬其中的思想精华，提出了“复古为解放”的口号。他的学术研究和论争，也都是为了思想的解放，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和改造社会的需要。傅山对“诸子学”的研究是有开创意义的，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在《庄子批点》中，傅山写道：“外而事，内而道，是是非非，是非非是，变不穷。”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这就具有了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再比如说他对荀子的看法，他说：“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傅山认为荀子有的观点近于法家、刑名家和墨家。傅山在《荀子评注》中还说：“天下人心之向背，王之则王，亡之则亡，定势定理也。”意思是说历史的变迁、国家的兴亡，都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傅山的这种历史观，在当时有着相当的进步意义。可以这样说，傅山在哲学上具有某种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代表了17世纪中国开始萌发的思想解放潮流，也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是傅山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就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终于促进了那里的思想解放一样，傅山打出“复古为解放”的旗号，也同样推进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运动。
以民为本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研究诸子经典，在探索中国治乱兴亡史的过程中，傅山的灵魂深处产生了朴素的民主思想。他对唐代大诗人李白异常钦佩，因为李白追求人格平等，敢于蔑视朝廷。傅山赞赏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风骨。朴素的民主思想与追求人格平等的愿望，必然使傅山要贴近普通民众，甚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傅山生活在民间，从来没有脱离开社会底层，他年轻时与百姓一道在西村外的汾河滩上取冰制作冰雕，手指冻裂，便与乡亲们一道去城郊关外的酒店饮酒取乐。“打冰打过旱西桥，断续冲冲声在霄，龟手莫愁无妙药，郊关历乱酒旗摇。”这首“冰灯诗”就形象地描述了这样的场面。即便日后名冠士林，声名远播大江南北，傅山也始终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融为一体。在他晚年居住在松庄时，常常为老百姓写作实用歌曲。遇到干旱年景，或者别的什么灾害突然降临时，着急的老百姓便要虔诚地跪在神仙泥胎前去磕头发愿，他们口中唱着的“祈雨歌”或者“迎神曲”，都是傅山写的。他写道“下民艰难，只爷知之”，民众的苦处，只有龙王爷知道，皇上和贪官污吏们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呢！而老百姓们也认定，傅山先生的歌赋感天动地，必定能让老天爷喜降甘霖，或驱邪扶正。

傅山朴素的民本意识和民主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是由于傅山长期生活在民间的百姓之中，亲身体验到了下层民众的疾苦，所以就有了一种亲民感情和重民意识。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熟读诸子经典，从中汲取了许多思想精华，并且加以发展。比如儒学中的民本主义，老庄道学中的自由、放任思想，和墨学中的兼爱、平等胸怀。这些都被傅山所吸纳，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宝库。他在《读老子》中写下这样的话：“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在傅山的伦理道德观中，也处处充满了“爱众”二字。这些观点，反映了傅山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大胆批判，也与他不畏皇权的政治立场是相一致的。
当代学者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对傅山给予高度评价：“清初大儒也有吸收释道方法论者如王夫之，有兼赞墨学者如顾炎武，但他们都摆脱不开正统思想的形式。惟独傅山不然，他大胆地提出了百家之学，对于六经与诸子无可轩轾地加以阐发和注释，首开近代子学研究的蹊径。这不能不说是17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异军。”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领袖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从傅山对“诸子学”的研究中汲取过养分，因此才成就了他们的一番事业。

沧桑阅尽话太原第二十三章　傅公祠
在中国思想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可媲美于春秋战国的繁荣似锦、群星璀灿的伟大时代。公元1607年，在傅霖先生主持修建了匡扶太原文运的文峰塔八年之后，他的孙子傅山降生在这个“世以学行，师表晋中”的书香门第。傅山的父亲傅之谟绝对没有意识到，他这个成长于太原崛围山下西村的儿子日后会代表十七世纪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历史要求和时代要求，成为那一时期最著名的爱国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之一。
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太原三立书院是明末山西地区的最高学府，崇祯七年，新任山西提学袁继咸在山西巡抚的支持下开始重振受到政治影响一度衰落的三立书院。书香门弟的熏陶与严格的家教使得天资聪慧的傅山早在十五岁时就从童子试中脱颖而出，二十七岁的傅山此时又与全省二百余名优秀学子一起，被选入书院深造。三立书院里供奉着上古圣贤的塑像，同时也奉祀着五十五位山西历代的名宦乡贤，袁继贤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以气节、文章教导学生，以先贤的楷模典范和自己的人格力量塑造了明末山西学子们的浩然正气。
然而，两袖清风的袁继咸在两年之后却受到政治斗争的牵连而被巡按御史张孙振诬告贪污，崇祯皇帝下令将他解送京师，全山西先后有一百余名无辜者被投入冤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急公好义极具大侠风范的傅山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他联络薛宗周等同学冒着初冬的寒峭逆风千里跟随袁继咸的囚车赶赴北京，由傅山领衔，起草了一百零三位山西学子签名的诉状，伏阙诉冤。
但是，明朝ZHF类似于今天信访办的通政司始终拒绝接收诉状，张孙振也派人赴京威胁说要请东厂和锦衣卫捉拿请愿学子。傅山将受到恐吓的弟弟傅止叫到北京之后，刻印了名为《辩诬公揭》的揭帖，学子们分赴街头，大量散发这份揭露袁继咸冤案内幕的政治传单。崇祯皇帝经常派遣厂、卫人员巡查市面，刺探民情，正是通过他们，这份揭帖终于上传到了崇祯皇帝手中。与此同时，傅山等人还先后向御史孙贤拦马诉冤，在早朝途中包围宰相温体仁的官轿请愿。
第二年四月，刑部开始公审袁继咸案，傅山两次出庭作证，终于使袁继咸的冤情得以昭雪，恢复官职，改任武昌道，诬告者张孙振被流放边疆，他的后台温体仁，那个蚀乱朝政达八年之久的奸相也在两个月后被罢黜归家。这场历时半年多的启蒙性学生运动最终获得成功，并在士大夫阶层引起了震动，傅山也因此而名扬京师，留社丁时学汇编刻印了当时士人褒奖傅山的诗集，士林“依为所指”的马世奇以一篇《山右二义士记》表彰了傅山与薛宗周的义行。崇祯十一年顾杲、顾炎武领衔公讨阮大铖的“留都防乱揭帖”以及清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在本质上其实都是傅山“伏阙诉冤”斗争形势的继续。
傅山的高尚品格更体现在“伏阙诉冤”之后，袁继咸赴任武昌，写信邀请他同游黄鹤之胜，傅山以离别老母日久而婉言谢绝。当年岁试结束后，山西提学使桂一章拔选傅山为“优生”，并准备动用鼓乐为他举行插花仪式，傅山辞谢说：事奉师长就应当如同儿子，我怎么能贪公义而树私名呢？
做为袁继咸的得意门生，他们师生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袁继咸赴任武昌后，致力于镇压当地农民起义军，清军入关后，他又为南明政权操劳奔波，协调左良玉与朝廷的关系。袁继咸被降清将领劫持到北京之后，写信希望傅山为他收藏整理诗集，并悲壮地表示：“山西学人只有你对我比较了解，不久我盖棺之日，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知重、使你日后因为有我这样的朋友而羞愧。”傅山接到信件后痛哭道：“先生啊，我又怎么敢辜负你对我的期望呢？！”几个月后，宁死不屈的袁继咸慷慨赴难。
无论傅山，还是袁继咸、蔡懋德，他们受所处时代与传统文化的限制，不可能看到明末农民起义风暴的积级作用，因而也就很难要求他们去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当李自成的起义军日益逼近太原的时候，傅山与蔡懋德泡制了以陕西百姓的名义指责农民军残暴的帖子广泛张贴于太原，同时还编造了“马在门内难行走，今年又是弼马温”的童谣，希望以此来安定太原民心，巩固太原城防。当奉命督师的李建泰邀请傅山前往军前赞画时，他匆匆赶往河北李建泰军中，力劝李建泰早日出兵救援太原，然而，李建泰当时已经无力进军山西，在这种情况下，傅山回到太原，侍奉老母避居平定嘉山。

明朝江山亡于农民起义军的现实让傅山悲愤莫名，而更令他沉痛的是“华夏”亡于“夷狄”，遭逢乱世，国破身陷，傅山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在《甲申守岁》中甚至写出了“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年”的诗句。于是，傅山遁入空门，成了一名道士。
傅山之所以做道士，并不是要逃避现实，他逃避的只是清朝ZHF血腥的“剃发令”，做为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傅山是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操守甘心做异族人统治下的顺民，他以道士的身份做掩护，投入到了秘密的反清斗争中。傅山出家之后，身穿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以示不忘朱明王朝，又号“石道人”，以示自己的反清意志如同石头一样坚强。傅山字青竹，后来改为青主，除此之外，他先后使用过的字号多达几十个，其中很多都寓含着深刻的反清思想。
如果傅山生在太平盛世，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他完全可以为我们留下更多的著作，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多年的秘密反清斗争使得他一方面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另一方面使他不得不尽量隐蔽自己，以至于流传于世的资料极为有限，研究他的后人不得不通过研读他浩瀚的诗作，从中探寻摸索他这些年的神秘行踪和思想变化。
明朝灭亡十年之后，受南明桂王政权派遣长年活动于北方的宋谦在发动反清起义前夕被捕，供出了傅山，致使傅山被投入太原府监狱，傅山弟弟傅止和唯一的儿子傅眉也同时入狱。不过，宋谦招供不久即被就地正法，他所说的一切已是死无对证，而且，从宋谦被捕到傅山入狱，中间相隔两个多月，使得傅山及早做好了准备，面对清廷官员而从容应对。当时的太原知府是边大绶，这个担任米脂知县时曾挖过李自成祖坟的明朝投降官员敬仰傅山的气节，与其它一些清朝官员有意袒护。在经历多次审讯之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合议作出了宋谦“挟仇诬扳”的结论，傅山在入狱一年之后得以免罪释归。
傅山出狱之后，隐居于太原东山脚下的松庄，自号“松侨”，并作诗称“太原人作太原侨”，以示自己在明亡之后已成为无家无国旅寓为侨的遗民。
松庄附近，就是太原的一方名胜双塔寺。傅山一生极好游历，而他在太原读书隐居的地方，也大多选择在风景宜人的山水胜境。崛围山上的青羊庵，多福寺里的红叶洞，裂石山的虹巢，晋祠里的云陶洞以及太原北郊的土堂山，都留下了傅山的足迹。崛围红叶、裂石寒泉、土堂怪柏都是太原八景之一，而晋祠、双塔寺就更不用说了。傅山就是这美丽山水的熏陶之中面壁寒窗读书著述，排遣心中的郁闷，将自己溶入山川秀色之中以求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
傅山高山景行的人格力量与个人魅力在赢得世人尊崇的同时，也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傅山被捕入狱生病期间，他的朋友陈谧前去为他医病，另外两个朋友白居实、朱实则入狱与他做伴达三个月之久。祁县的戴廷轼是傅山的一位忘年之交，他的书斋丹枫阁在当时与南方冒辟疆的水绘园一样，都成为名宿志士结聚联络之所，傅山的一些著作就是在这里刻印的。
就在傅山寄居松庄期间，武装抗清斗争已经归于沉寂，那些抗清志士斗争的重点不得不转到思想文化战线上来，以弘扬民族文化来对抗清朝提倡的理学，寻找政治上的知音和学术上的同道，一大批那个时代杰出的文化精英不远千里陆续慕名而来。
名满天下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曾三次前来拜访傅山，并在松庄住过一段时间，将傅山当做自己的十位老师之一，称赞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炎武第三次来松庄时，五十九岁却依然无子，傅山为他诊脉之后认为他还有希望生子，于是顾炎武便在静乐买了一妾。“畿南三才子”之一的申涵光来太原走访亲戚的时候也拜访了傅山。申涵光临行前，顾炎武曾作诗送行，留下了“并州城外无行客，且共刘琨听夜鸡”的诗句。申涵光离开太原前夕，他那个担任山西右布政使的中表王显祚极力挽留，申涵光回答说：“太原高士傅青主贫困地生活在土窑中，你如果能礼贤下士，比留我多住几天要强得多。”第二年，王显祚就为傅山买了一所宅院，故址就在今天傅家巷的四号，巷中“版筑故居”的牌坊就是后人为纪念傅山而建。与顾炎武、申涵光一样，广东屈大均也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在太原留下过一首《望晋恭花园》，望晋王府花园而思朱明故国，悲叹“悲风处处吹松柏，谁到并州不断肠。”此外，这一时期与傅山交游的知名学者还有李因笃、阎尔梅、孙奇峰等人，这都是那个时代赫赫有名的一代宗师，他们或倾心腹于密谈中，或寄愤闷于诗酒间，以气节相砥砺，以学问相切磋，使松庄形成了一个在野的学术文化中心。傅山先生一生清贫，但他却拥有如此之多名留青史的挚友，这是一笔可与他的学识相媲美的宝贵财富，这是一份令后人感动与羡慕的友谊。

在经历了清初的高压政策之后，为了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康熙皇帝设立博学宏词科，年逾古稀的傅山也在推荐之列。虽然傅山屡次拒绝，但仍然被奉命行事的地方官员强行护送至北京。
奉命促驾的那位县令是在太原做过六年父母官的戴梦熊，他不仅卓有成效地振兴了太原地区的经济，而且为太原地区的文化继承与发展做了贡献，在明末战乱中散落于民间的《宝贤堂集古法帖》就是由他重新收集的，戴梦熊还曾准备兴建双塔寺的院墙和山门，但因为以政绩卓著调任汉阳知府而未能如愿，继任者完成这项工程后，还专门请他提写了“祗园胜境”的门额。
傅山被迫来到北京之后，称病拒不入城，住在崇文门外的圆觉寺，一些朝廷官员和仰慕他的百姓纷纷前来看望。虽然傅山最终没有参加博学宏词的考试，但因为声名远著，仍被授予内阁中书的职务。按照当时的制度，傅山是必须到午门前叩谢皇恩的，当装病的傅山被抬到午门的时候，心怀故国的他不禁泪流满面，清朝官员强行让他下跪，傅山索性扑倒在了地上，敬佩他的官员们打圆场说：“好了，好了，这就算是谢过了”，这才结束了这绝无仅有的谢恩仪式。
回到太原之后，傅山始终不承认清ZHF对自己的任命，戴梦熊奉命到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也被断然拒绝。戴梦熊因此后来在为傅山所作的传记中赞叹他“尚志高风，介然如石”。
穷困清苦与流离颠沛的生活傅山毫不在意，但一次次目睹亲人的离去却使他痛苦不已，从这一点来说，傅山的个人生活是颇为不幸的。傅山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二十七岁时，相濡以沫的爱妻张静君留下五岁的傅眉撒手人圜，傅山从此终身未曾再娶。“断爱十四年，一身颇潇洒”，然而，当他在清理旧物偶然翻出妻子为他绣的吉祥物时，他明白，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睹物思人，傅山以一首感情真挚的诗作表露了爱妻早逝给他心灵上带来的绵绵苦痛。傅山五十余岁时，他那个深明大义的母亲以及他的弟弟傅止相继去世。傅山与他的哥哥傅庚兄弟情深，傅庚病故时，傅山五天写下了二十一首诗作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此后，傅山将侄儿傅仁视同已出，出外游历时也经常是由傅仁随行待奉。傅仁深得叔父教诲，极爱临摹傅山的书法，以至于外人莫辩真假，“卅年风雨共，此侄比人亲”，正因为如此，当傅仁英年早逝时，傅山的悲痛是不言而喻的。傅眉是傅山唯一的儿子，他的身上倾注了傅山的心血，也映照出傅山的人生，傅眉在书画文学方面的成就使傅山深感欣慰。傅山七十七岁时，志向未酬的傅眉在诸事无成的叹息中郁郁而终，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傅眉的去世是傅山一生最沉重的打击，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也在五个月后盍然长逝，结束了自己传奇高洁的漫漫人生路。
傅山先生去世了，他的思想、他的学术成就永远留在了人间，当之无愧地成为清初最杰出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之一，梁启超称他的学问大河以北无人能及，并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一起排入清初六大宗师行列。做为山西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学者，傅山可谓是一个世所罕见的全才，哲学、儒学、诗歌、书法、绘画、金石、考据等等无所不通，并且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一部《霜红龛集》使我们至今仍能领略他的博学多才。傅山还是一位悬壶济世的医学家，而且经常义务替人治病，山西省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由他亲笔所写的行医“招贴”也就是广告的底稿。傅山不仅留下了《青囊秘决》、《傅氏女科》等一系列医学专著，而且民间流传着许多他的行医故事。傅山甚至还是一位武术家，写过一部名为《傅氏拳谱》的武功秘籍，傅山本人轻财重义、豪爽豁达，颇具侠者风范，他的儿子傅眉精于骑射，擅使铁枪，喜好兵法，这也正是受了他的影响。当然，傅山最值得人们称道，至今仍然熠熠发光的是他高山仰止的人格与坚定的民族气节，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就极力称誉那些拒绝与日伪ZHF合作的知识分子们所体现出的“傅山精神”。正如民间对他的评价一样：这位书法大家是“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学，学不如人”。

除此之外，民间还有许多关于傅山的传说。相传李自成军从北京退往陕西途中，在山西埋藏了大量从北京夺取的金锭，以至于清初山西富户极多，于是傅山与顾炎武制定了票号制度，协助富商开创票号和镖局，希望以此来操纵全国金融，实现反清大业。不过，这只是后人善意的附会而已，一方面，山西票号是平遥人雷履泰在道光初年创建的，另一方面，清军入关初期并未对退出北京的李自成军穷追不舍，李自成在山西退却得相当从容，并不存在沿途埋藏金锭的可能，山西商人的资本都是他们辛勤与智慧的结晶。
另一个流传得更为广泛的传说就是人们所认可的“头脑”。相传，“头脑”是傅山为母亲配制的滋补食品“八珍汤”，他后来将配方交给太原南仓街的朵家经营，并为其取了“清和元”的字号，亲笔题写了牌匾。清朝和元朝都是异族人建立的王朝，如此取名，寓含着傅山号召人们吃“清”和“元”的“头脑”的反清思想，饭店天不亮就开张让人们打着灯笼前来则是“天不欲明人欲明”之意。“头脑”至今仍是太原的传统美食，每年“白露”一过，“头脑”便在桥头街的“清和元”以及一些大饭店上市，许多外地人都慕名前来品尝。
傅山去世二十五年之后，太原地方官员在阳曲县学乡贤祠和太原三立祠以傅山入祀。光绪年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太原设立四征君祠，以傅山、吴雯、阎若璩和范镐鼎四人入祭。到了民国六年，地方ZHF又在东缉虎营新建“傅公祠”，阎锡山题写了“尘表孤踪”的牌匾，山西大学学者江叔海撰写了楹联：“论三晋人豪，迹异心同，风亮日永；作百年师表，顽廉懦立，霜满龛红。”可惜的时，这处太原城内的风景名胜后来却被占为办公场所，到了抗日战争初期，这里又被改建成为高级招待所，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抗日事宜时，就曾下榻于此。如今，“傅公祠”被改建成为山西省政协院内的“西园”，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里曾经供奉过百年师表万世楷模的傅山先生。建国后，山西省陆续成立了傅山著作整理委员会和傅山研究会。太原市地方ZHF搜集散失的傅山书法真迹，在汾河边新建了傅山碑林公园。六十年代初，有关部门将晋祠的同乐亭翻盖为“山西历代书画馆”，之后又改建为傅山纪念馆，里面有傅山先生的生平事迹介绍和他的部分书法、绘画作品。
农历龙年腊月二十六，踏着尚未消融的积雪，我再一次来到了晋祠，寂静的园内只有三批游客，从傅山先生曾经读书的云陶洞下来，我独自步入空无一人的傅山纪念馆，尽管已经阅读过许多不同版本的傅山传记，但我仍然再一次认真地看完了馆内的生平介绍，凝望着画像上身着道袍“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傅山先生，我不禁想起了昔日“傅公祠”内的另一幅楹联，那是傅山先生一生的浓缩：“文章气节争千古，忠孝神仙本一途。”

认识傅山之真正历史价值
一个文化人，若能引人敬佩并不难，有成绩便可；但若让人生出热爱之心，却并不容易，单有成绩还不行，还要有其他许多因素。明末清初的山西籍大学者傅山（字青主），就使我既敬重，又充满热爱之心。
傅山的学问，当时在大河以北是第一的，这世有公论。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傅山的学问，没有资格来谈，只想谈一谈我对傅山敬重和热爱的缘由。
傅山最让我敬重的，是他做人重气节，有骨气。傅山所处的时代，是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时代，傅山所闻所见的，是八旗军的铁蹄，是挂着不肯　发者的头颅的剃头挑子。有的士人在清廷的威逼利诱下变节了，如钱牧斋之流，傅山则是气节凛然，决不屈服。傅山在文章中常论到气节，认为只有具有民族气节，才能算做人，才是真男子。他在《无家赋》序文中写道：“桑弧蓬矢，我非男子也哉！”他感到，自己虽然身为男子，本应为国出力，但眼前却是胡骑纵横，怎不令人痛心！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他坚不应试，清廷便令役夫用床把他从家中抬进了京城。望见午门，他老泪涔涔，别人强令他拜谢，他便扑倒在地，以示志节不屈。在傅山眼里，民族气节重于泰山，个人的仕进轻如草芥。
也许有论者说，开“博学鸿词科”者，是英明的君主康熙大帝，傅山应该投降康熙才是，否则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不敢苟同此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傅山的行为无疑具有历史正义性，就坚守民族气节而言，他与岳飞和文天祥同样伟大。
傅山做人重气节，便最厌恶奴气。在傅山的字典里，“奴”字是最可憎恶的字眼。他曾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而已。”他把奴气视作鼠狗一类动物的行径。傅山是个名医，有时便用有关医药的词语讽刺“奴人”和“胡人”：“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奴人，指那些奴颜婢膝的官僚，胡人，指满清朝压迫者。在“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封建社会里，在清朝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人有奴气本是司空见惯，但傅山却容不得奴气，他所重所要的，是气节。
我一向觉得，气节对于做人，是头等重要的，临大事必须讲气节，平时处事，也要讲骨气。人若有气节，虽是小人物，也顶天立地的伟大；人若无气节，虽是大人物，也沙尘般的渺小。傅山是有铮铮气节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
傅山对于皇帝的评说和态度，也让我敬服。傅山所处的时代，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但傅山却不像常人那般服帖。他对孟子的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点，极为推崇，进而并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的观点，其思想锋芒，直逼身为九五之尊的“真龙天子”。傅山的观点，已带有启蒙思想的色彩，启蒙思想发展到头，便是要掀翻皇帝的座椅。傅山谈论古代帝王的许多话，更是表达了他对皇帝的不大恭敬的态度。他在文章中称一向具有“圣君”之誉的唐太宗为“二郎”、“李二郎”，称这位“圣君”的爸爸李渊为“老庸”，并说，“老庸仗儿子为皇帝，私气不除，殊帐人肠矣”。“二郎”，是民间俗称，“老庸”，更深含鄙夷色彩，由此二称，便可看出皇帝在傅山眼里是什么形象。傅山还说过，“李太白对皇帝只如对常人，作官只如作秀才，才成得狂者”，言下之意就是皇帝是可以视如常人的，皇帝也并不那么神圣。这话今天听起来固属常语，但在300年前却属异端之词、惊人之语，是须有胆识才说得出的。
傅山身上有一股侠气，尤吸引人。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在傅山传略中评述他是个“任侠”者。他自己也曾自述读《汉书》时，“每耽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但傅山并不像梁羽生《七剑下天山》所描写的那样，是个剑侠，而是一个身上充满了主持公道、救人于水火的侠义气质的读书人。他的这种侠气，特别表现在出死力为人辩冤白谤上。明朝人吕坤在其名著《呻吟语》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清朝人申居郧在《西岩赘语》中也说过：“德，莫大于白人之冤。”傅山正是实行这一天理和美德的侠肝义胆之士。明崇祯九年，阉党余孽张孙振陷害贤士袁继咸，酿成冤狱，傅山挺身而出，起草辩冤文书，要求主谳者“以存公道，以服士心”，并亲自进京鸣冤，终于使袁继咸的冤案得以昭雪。在为袁氏辩冤的过程中，傅山曾受到恫吓、威胁，但他全然不顾。为助人他花掉了万余两家财，毫不吝惜，事后他却不居功受谢。

傅山是个非常率真、质朴、坦荡的人，对他这种性格和人品，我很喜欢。傅山是个书法家，与人谈书法时曾说：“学书之法，宁拙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表面看，他谈的是书法，实则并不止此，而是反映了傅山做人的一些准则，反映了傅山的性格。傅山爱写杂文，从他的杂文中也可看出他的性格。他写道，有些人遇到有人骂，“只记得个谁骂我来，却不记骂我的是哪一桩短处，若于此有醒，骂我者是我大恩人”。他认为有错就应当欢迎人骂，而且要记住骂的是自己哪桩短处，骂得对的，骂者就是自己的大恩人。这是多么坦荡的胸怀。
傅山的率真和质朴，也可以从他的一些信札中看出来。他写过一封关于听书看戏的信，有云：“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听什么飞龙闹勾栏，消遣时光，倒还使得。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至眼前无动静，便到红土沟吃两碗大锅粥也好。”信写得极通俗有味，傅山率真、质朴的模样似在眼前。鲁迅先生大概也很喜欢傅山信中的这些话，故把它抄录了下来，见于鲁迅的《西牖书钞》。
傅山是山西阳曲(太原)人，他的性格的形成，与三晋大地的质朴民风和雄深的地域风格有很大关系。全祖望曾经说过，傅山“少长晋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气，……而不屑为空言”。不为空言，即傅山的质朴、实在的性格的表现。散文家余秋雨曾做名文《抱愧山西》，对创建了“海内最富”的致富业绩的山西商人大加褒扬，这也使我对山西商人刮目相看，但我也想说，更能使山西人骄傲的，是山西出了个傅山。这犹如湖南出了王夫之，浙江出了黄宗羲，安徽出了戴东原。他们既是地方上的人杰，也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我很喜欢郑板桥的书法，觉得他的字，于雅中透出奇气。但一次读周作人的《〈亦报〉随笔·会与不会》，见他说，比起傅山来，“郑板桥、赵　叔都不免还有俗气”，吃了一惊，惊的是傅山的书法竟是如此高格。我不谙书法，但却因此更加敬重傅山，也盼望能亲睹到傅山的墨迹。
傅山又是个诗人，他有一首诗我很看重，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我仿佛看到一个孤独的智者、志士，枯坐在青灯之侧，满腹兴亡之叹，一腔忧国之思。诗中所云身处不生不死之间的心境，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倾诉的“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颇有相似处。古语说，“诗言志”，傅山的这首诗就是一首表达心志的绝好作品。
傅山是300多年前的一位学者。300多年过去了，傅山的学问仍有着重要的价值，傅山的人格也仍具有很强的感召力。我从一接触傅山的材料，便觉得他有一种吸引力，随着对傅山的了解的增多，我由佩服而敬重而热爱，终至在心上刻下了傅山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