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在1644年
傅山（1606年－－1684年）山西太原人，初名鼎臣，改名山原字青竹，后改青主。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奇峰，被称为“清初六大师”，同时代人评价他“学究天人，道兼仙释”，“博极群书，时称学海”。在书法绘画艺术甚至医学方面也有非凡的造诣。
公元1644年，是甲申年，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方式，我们可以说是明崇祯十七年，也可以说是清崇德八年或者是顺治元年，甚至可以说是李自成大顺国永昌元年，总而言之，那是非常混乱的一年。明朝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李自成带着农民起义军已经打到了北京，看着昏聩的明ZHF，他“彼可取而代之”的抱负也马上会实现———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他的皇帝生涯不会持续很久，关外的满族人早已虎视眈眈，准备伺机南下，而且很快就会入主中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在改朝换代的夹缝中，当事人也许会说一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似乎历史的走向就在他们的手中决定，但是受苦的仍然是老百姓。
那一年，傅山39岁了。对于一个山西人来说，满族人入关的威胁虽然也到了眼前，但更迫切的是已经兵临黄河，准备入晋的李自成农民军。所以，当东阁大学士，曲沃人李建泰号称要以“家财佐军”，并自请提兵督师山西，而且煞有介事地聘请傅山和另一位山西名士韩霖为“军前赞画”的时候，估计傅山是非常着急地就去与之会合了。这是那年正月的事情。
可是，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傅山刚走到平定，李自成渡河的消息就已经传来，并且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了河津、绛县、曲沃等地。虽然如此，但傅山仍然认为只要太原还在，就可以逐步收复汾河以南的地方，并且，只要山西河北还在，那北京的安全仍可保证，甚至有更进一步收复失地的可能。但是，本来就是希望带兵保护自己在曲沃的家产的李建泰却令他失望了。李建泰闻听“曲沃已破，家资尽没”后，竟然又惊又怕得了病，退到了保定。刚走到井陉固关的傅山不得已又退回了平定，他这时估计心情是很郁闷的。曾经在诗中以战国时著名的义士“晋鄙”自况，被天下称为“山右义士”的傅山还未曾施展身手，挽大厦于既倒的幻想就被现实击碎了。
事态的发展或许比傅山想象的更为严重，腐朽的明ZHF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这年二月初八，太原被攻陷，晋王朱桂求被俘，巡抚蔡茂德自缢身死。很快，起义大军又经宁武、大同、宣化，一路直入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万岁山，三月二十二，李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明朝亡了。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傅山肯定会有天翻地覆的感觉，因为他所要维护的那一整套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被称为“流贼”的李自成竟然登基做了皇上，这个世界成了个什么世界。仍然滞留在平定的傅山感到十分苦闷，觉得天下之大，似乎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在诗中写到“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
家国之痛固然深切，但明的灭亡可能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况且，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情还少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苦闷后，只要社会能稳定下来，傅山也会逐渐走出亡国的阴影。可是，更大的打击还接着就会来到。
四月，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带着清兵直入山海关，五月又攻入北京，做了没几天皇帝的李自成仓皇南下，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宣布定鼎燕京。“华夏”亡于“夷狄”了。
这年五月，傅山潜回还被起义军占领的太原，把他的母亲和儿子接到了寿阳县一个好友的家中，经过一段时间在归隐和抗清间的选择,他当然还是选择了抗清。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满洲人仍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离散的兄弟同胞，况且，历史也已经证明了，清朝的皇帝虽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从来没有的屈辱和磨难，但毕竟也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了近200年太平的日子，比明朝荒唐、昏庸的君主还是要好不少，但那时的人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读书人可不这么想。他们终身在“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环境下生活，亡国尚可接受，但被异族还是野蛮的异族统治却无异于“亡天下”。还有一点，就是“气节”，即使在现在看来，满洲人当皇帝是大势所趋，但像洪承瞅、吴三桂那样出卖自己民族的人，毕竟是可耻的。傅山也不能例外，此时的心情可以用他写的诗概括：“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时。”另一方面，傅山也写了不少奋发准备抗清的诗，比如“仰天看怒云，惊如义旗移”。
这年中秋，对于傅山来说，势必是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他出家为道了。傅山本来便与道士们颇多交往———这种活动的思想根源是与古代读书人一贯的自命清高、遁世无为的“隐士梦”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下，这样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必然不可能实现。
他拜的老师是寿阳县五峰山的还阳子郭静中，郭是当时有名的道士，颇多神异的色彩。傅山出家后，道号“真山”，因为老穿一件红衣服，人们称他为“朱衣道人”。从这件非常招惹满洲人忌讳（这个颜色与“朱”的明王朝很容易就可以联系起来。身在新朝还怀念故国无疑是件大事）的衣服，我们也能看出傅山出家的本意，只不过是表明一个与清王朝不合作、保持民族操守的态度，而且也不用剃发留辫子，不用去做新ZHF的官，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个身份的掩护，傅山可以方便地四处从事反清活动———道士云游是不犯罪的。
现在更可靠、确实的傅山反清活动的资料已经不好找了，如果从他写的诗来看，他的行踪大致是在盂县、平定、寿阳、祁县和晋源这一带，反清活动的效果怎么样，事实上，很有可能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阳节，傅山还在盼望着反清的义师的到来或者是起义的爆发。依靠读书人要反抗一个政权，希望实在是渺茫的很。傅山有一个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经秘密地收养了一个明朝宗室的后裔，但发现他竟越来越傻，于是感叹朱明王朝的气数果然完了，从此就消沉下去。傅山虽然不会这样消极，也一直在做实际的工作，但一次次的希望、行动最后都只有一个结果———失望。在那个甲申年将要过去，乙酉年将要来到的时候，傅山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纵说今宵旧岁除，未应除得旧臣荼。摩云即有回阳雁，寄得南枝芳信无。”交织着对故国的留恋，对复国的希望，当然还有无可名状的无可排解的忧愁和失落。
傅山39岁那年就这样过去了，马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应该是充满困惑的。公元1644年，那确实是相当混乱的一年。不仅对于傅山是这样，对于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被迫选择自己的路，选择的结果在360年后的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就在这选择中，历史的沧桑一晃而过，留下了高贵的、伟岸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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